根据社会融资成本数据显示,2017年银行贷款平均融资成本为6.6%,企业发债平均融资成本为6.68%,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依旧偏高。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为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点。党的19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列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任务。以此为背景,如何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成为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作为我国资本市场融资的主体,其上市目的之一就是减少融资约束与减少融资成本。一定意义来说,上市是企业发展壮大的趋势所在。但公司在上市后,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协调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的平衡,创造良好的信用形象,构建和谐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Qian and Strahan（2007）研究发现,对于债权人权利的保护条款越完善,执行效率越高,不仅借款期限越长,而且借款利息越低。随着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能否在债权人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地健全与完善过程中得到缓解?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和《破产法》对我国原有的法律做了重大的调整与修改,例如:新增应收账款等流动资产为可抵押担保物,简化与完善抵押或破产的流程手续等,从多个方面提升了企业之债权人化解风险的能力,提高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扩大了企业融资渠道。其中,商业信用渠道融资增速明显,2007年我国上市企业应收账款同比增长458%,应付账款同比增长69%。企业应付账款增加可反映卖方企业对其信用能力的认可,由此传递于银行等机构良好的信用特征,企业议价能力得到提升。同时,江伟等（2016）发现在《物权法》出台后,企业将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担保物获得的融资有所增强,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运营资金的压力,缓解银行信贷配给,有助于提高企业议价能力,增加贷款利率降低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鉴于《物权法》和《破产法》对企业的实施是强制执行的,企业无法按照自身情况,内生地选择是否以及何时受到法律影响。本文以《物权法》与《破产法》出台为自然冲击事件,以2003年-2011年（不包括200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时间效应及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债权人保护增强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固定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低的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在《物权法》和《破产法》出台后下降明显,处理效应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说明债权人保护对企业债务融资的下降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考虑到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假设,本文进行了假设验证及稳健性检验,本文还进行了PSM-DID模型回归,结果与DID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以应付账款还是应收账款角度的商业信用衡量指标进行回归,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均显著区别于0,说明商业信用融资增加是债权人保护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途径之一。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第一,本文为债权人保护对企业债务成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证据。具体而言:以2007年《物权法》与《破产法》的出台角度切入,研究债权人保护制度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这丰富了“法与金融”研究文献。第二,与钱雪松等（2019）对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与债务融资成本关系的研究不同,（1）本文增加了对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检验,以实证结果揭示了商业信用在债权人保护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作用程度。（2）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A股公司所面对的制度执行与经营环境更相似,使回归结果更有效。第三,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能更好客服内生性问题。本文以2007年《物权法》和《破产法》的实施作为外生事件,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克服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更好地验证债权人保护和企业债务成本的关系。第四,本文具有现实意义,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政策方针下,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中国的司法实践有利于深入理解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效果,为法律政策的不断建立与完善提供政策参考。在债务融资过程中,融资成本是否能及时吸收法律政策并及时做出相应反应,从某种程度上能反应和检验政策对债务融资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