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的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因素助推了我国医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加,如何提供高质量、高效率和高可及性的医疗服务这一问题得到广泛关注。为了促进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中国政府开展了医疗联合体建设,但因合作的复杂性、信息不对称和参与主体利益目标分歧引发了诸多问题:一是互相合作的医疗机构因信息不透明导致服务质量难以保障;二是权力结构不对等导致合作方的公平关切行为及服务过程中的消极怠工;三是政府与医联体的外部机制不健全致使医联体的成效有限。鉴于此,从服务供应链管理角度探析医联体参与主体的合作关系,建立医联体内部的服务质量激励机制并理顺医联体与政府的协调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医疗资源供需不匹配、医疗服务质量管理不足和政府与医联体协作不充分等现实难题,结合当前的医联体实践,构建了医疗服务供应链运作模式,解析了参与主体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旨在通过畅通医联体内部合作和外部协同机制,发挥医联体的整体效能。本文聚焦医疗服务供应链的核心环节(综合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合作)及委托-代理关系,立足服务质量激励与提升的视角,综合运用博弈论、机制设计、最优化技术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医疗机构间的服务质量激励机制设计及政府与医疗服务供应链的质量协同问题。首先,针对医疗服务供应链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建立并求解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服务能力为私人信息时,综合医院设计转移支付契约促使基层医疗机构报告真实信息及保障服务质量的激励模型。其次,基于服务能力适宜的前提,考虑基层医疗机构在医联体中话语权有限的特性,建立基层医疗机构公平关切下的激励模型,求得了服务合作中单边、双边努力情形的最优决策。最后,在医疗机构建立稳定的质量激励关系前提下,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政府与医疗服务供应链的质量协同模型,揭示了政府的政策因素与医疗机构服务同质化管理的关系。结合激励契约的特征分析及数值实验,本文给出了综合医院用以甄别不同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机构及避免道德风险问题的最优激励契约,以及应对基层医疗机构公平关切行为的质量激励方案,揭示了政府的政策因素、医疗机构的行为与服务质量协同的关系。本研究不仅拓展了服务供应链管理、契约设计理论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应用,还为多主体参与下的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政府及医疗服务机构的医联体实践提供了思路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