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CAFTA)“升级版”①以及“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②等概念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于2010年全面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即将步入新阶段的发展,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作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安全阀”的争端解决机制能否在自贸区进入新阶段后依旧发挥其重要的保障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但考虑到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从建立至今未有实践,从实践角度对该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研究并不可行,因此需要借助于其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对其进行全面考量,方能对该机制的设计进行全面把握,以推动该制度自身的完善,为深化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意识,加强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本文主体内容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概述,该部分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以下简称<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基础上,主要介绍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机制的主要内容以及特点,以求从整体上对该机制的内容进行宏观把握。第二部分为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在该部分中引入世贸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NAFTA)和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AFTA)等争端解决机制与前述内容进行比较,通过与这些争端解决机制在某些重要制度以及程序上的比较,以求从本质上理解CAFTA争端解决机制在制度设计上是否科学合理。第三部分在前述部分的论述基础上展开。在比较其他争端解决机制后,针对CAFTA争端解决机制现存的颇受争议的问题以及笔者认为还有待改善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改进建议。当然这些建议是否必然正确和切实可行,还有待该机制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文章仅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探讨。第四部分从理论回归到实践,探讨中国该如何利用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力量对比上的差异,导致双方在CAFTA合作中互信程度有限,这也为中国如何利用好CAFTA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更大的疑问。在笔者看来,中国应该一如既往的扮演其在构建CAFTA进程中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的重要角色,一方面可以推进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日臻完善,另一方面可以更好维护中国在CAFTA中的经济利益。笔者希望通过对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探讨,为该机制的完善提出可行的建议并为中国利用该机制给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