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一个跨越时空界限的世界性现象和一个跨越各门学科的综合性课题。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审视上个世纪20年代大型中国现代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的翻译小说,是翻译研究认识论、方法论上的一种新尝试。在这个理论框架里,本文关注的焦点不是语言层面的翻译,即翻译不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以沈雁冰、郑振铎等新式文人为代表的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新文学的发展中起着“现代性”的标识作用。翻译文本所体现的先进性、进化性、异质性、时代性以及在当时社会文化文学语言转型时期,所担负的“风向标”的功能正是翻译小说现代性之所在,也是本项研究欲探索的核心问题。立足于翻译的现代性这个基点上,我们选择了《小说月报》翻译的语符、形态、题材选择、翻译行为主体的译者、叙述模式的异化策略,从微观到客观、进行尽可能贴近其本质的描述与探究。论文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点及阐释原点“现代性”进行简明扼要的意义厘定,提出变革、创新、进步、发展是现代性理论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小说“现代性”的命题,并对《小说月报》翻译小说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说明选题的缘由;最后阐明本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及研究意义。第二章先对革新前翻译小说的主题、翻译策略、“林译”现象进行概述与分析,指出,对前期翻译小说经纬的评述旨在强调翻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联。正是前期《小说月报》翻译的前现代性才催生了上个世纪初沈雁冰、郑振铎时代翻译小说现代性的发生,而这种翻译现代性的发端,就是以沈雁冰为代表的这个特殊文化群体的翻译行为对“新”(新的翻译语符、翻译策略、强调翻译的社会功利性等)的极大热情和追求。这种“新”,来自编者、译者所倡导的翻译的表现形式所导致的译介整体性变化。接下来,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小说月报》译介西方主流文艺思潮的翻译行为进行讨论,指出,在当时的语境下,借鉴西方的文学演进路向,其翻译现代性的诉求体现在认同、译介并接受世界文学的新潮流,籍此来改造当时萎靡、没落、游离社会的主流文学,从而达到通过翻译文学的现代性来参与、影响和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第三章从微观的角度对《小说月报》翻译小说的形态进行对比研究。重点考察作为一种翻译本性形态的“直译”是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本章指出,早期《小说月报》所走的“译述”路径,是基于满足那些对传统文学依旧尊崇与敬畏的读者的阅读习惯及价值观念,译者所生产的译文多偏离了“信”的标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重构以“信”为核心的翻译规范,标志着现代翻译规范的确立;然后,对《小说月报》翻译小说的“转译”形态展开论述。指出,同晚清民初的“转译”相比,上个世纪20年代的转译已从大量日文转译西方强势民族文学,转变为用英语、世界语转译弱小民族文学;沈雁冰们之所以要坚持“转译”这个尴尬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译作的社会政治因素考虑,出于翻译背后的中外文化、民族关系共性的考虑。“转译”从某个维面而言,就是寻求那些濒临“失声”的“小语种”的民族文学,借“转译”这个路径“复活”那些已经“失声”的民族文学,进而在当下社会寻求共鸣。无论是“直译”还是“转译”,《小说月报》这种特殊的翻译形态与作为掌门人的沈雁冰、郑振铎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们对翻译文学价值观念的不同理解,体现在《小说月报》翻译取向的不同形态:从沈氏前期狭窄的、单一的弱小民族译介偏向走向郑氏后期游走于强势民族文学与弱势民族文学之间;翻译取向表现为从一元走向多元。取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其翻译现代性的诉求体现在前者侧重于弱小民族文学的思想资源,为社会的现代性服务,而后者侧重于强势民族文学的艺术性,为新文学的构建服务。第四章着笔在《小说月报》翻译小说的书写语符。本章首先指出,《小说月报》译者从前期的文言文到革新后首次采用现代白话文,是翻译小说书写语符现代性的体现。对这一嬗变过程的考察发现,在这一进化过程中,翻译对草创时期现代白话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节主要对《小说月报》所发400多篇翻译小说文本中一些颇为典型的欧化句式进行分类描述、抽样分析,认为《小说月报》翻译行为中的欧化意识促成了“欧化”翻译体语言的形成。这种欧化语言在现代白话的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消解了古典文学语言的正统性,起到了挖掘和丰富现代汉语表达潜力的作用。但对持“去欧化”观点的读者而言,时下泥沙俱下的翻译体语言,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现代汉语的“纯洁性”与“稳定性”;第三节对《小说月报》开展的有关语体文欧化的讨论和论争进行多维面考察。整体而言,这场讨论和论争的再现,给我们怎样客观地评价上个世纪20年代《小说月报》翻译文本中的欧化现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准确的参数。第五章从宏观方面展开对《小说月报》短篇翻译小说现代性的论证。基于对400多篇短篇译作统计、比对、经典译作分析,本章认为,《小说月报》发表的400多篇短篇译作标志着上个世纪20年代域外短篇小说翻译独步时期的形成,引进并倡导短篇小说给当时新文学草昧时期正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小说家提供了模仿的范本。从翻译小说的题材选择而言,表现在从早期强调作品的政治功利性而排斥文学自身的审美性,到后期淡化译介的政治工具作用而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小说月报》所刊载的短篇翻译小说题材的选择,不再以“情节”为中心,找不到类似晚清侦探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有些小说甚至找不到有趣的情节,译者取材时看重的是小说的“意旨”。《小说月报》这种对翻译小说情节的淡化与当时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为人生”的翻译文学观有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以沈雁冰、周作人、耿齐之为代表的“兄弟作坊”及郑振铎的“夫妻档”的翻译文学价值观的反映。翻译小说现代性不仅体现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同时也表现在翻译小说对西方小说叙述模式的异化处理中。本章最后指出,《小说月报》对翻译小说叙事模式的移植,走过了从晚清民初瞻前顾后的归化到沈氏时代赶领潮流的异化;从受控走向操控目的语文学的叙事模式,是翻译文学进化的一种表现。《小说月报》翻译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异化策略,凸显了翻译小说叙事模式现代性的生成。至此,这种在翻译中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归化的告别,保留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的异化翻译,宣告了文学形式和翻译策略新时代的来临;标志着近代翻译史上因袭中国传统小说的程式与故套的旧瓶装新酒(如归化为章回体等)的翻译行为不再出现,外国小说的结构与形式已为《小说月报》现代中国译者与读者所接受。第六章作为全文的总结,主要回顾本研究的要点,指出还原《小说月报》译者群体探求翻译现代性的经验与教训,对处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当下翻译研究,无论是其历时性、还是共时性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命题。从现代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段并未远去的翻译行为,对现代文学,尤其是期刊翻译文学研究是一种丰富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