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投资陷阱，恶性增资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中日益频现，给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然而，关于恶性增资的影响因素、形成动因以及治理措施等一系列问题，目前理论界并没有给出全面而明确的结论。目前，学术界对于决策责任与恶性增资行为的关系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结论:第一种结论是对决策失败负有责任的管理者有显著的恶性增资倾向;第二种结论是对决策失败不负有责任的管理者有显著的恶性增资倾向;第三种结论是没有发现决策责任与恶性增资倾向之间的显著关系。同时，关于决策程序理性与决策结果理性的关系，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归纳起来，也是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结论:第一种结论是决策程序理性一定能够带来决策结果的理性;第二种结论是决策程序理性不一定能带来决策结果的理性;第三种结论是决策程序理性是决策结果理性的保证。另外，关于问责机制与决策问题的关系，学术界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结论:第一种结论是问责制与其它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影响决策的结果;第二种结论是着眼于宏观方面，建立责任问责制是解决政府投资效率低下的有效途径之一;第三种结论是着眼于微观方面，问责机制是公司治理有效运行的保证。　　 本文将决策责任、决策程序理性、问责机制与恶性增资行为四者放在同一框架内，从“自辩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决策程序理性不一定能够带来决策结果的理性，即决策程序理性不一定能够抑制恶性增资行为的发生，高责任的管理者的恶性增资倾向会更加明显。为了能够抑制高责任管理者的恶性增资行为，我们可以引入问责机制，通过问责机制的建立来有效的保证管理者的投资效率。本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以我国国内某大学的学生为被试，研究了决策责任和决策程序理性以及问责机制对管理者恶性增资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决策责任与管理者的恶性增资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与低责任的管理者相比，高责任的管理者会表现出更强的恶性增资倾向，此时，通过更换项目的初始管理者，可以降低管理者的决策责任，从而达到抑制恶性增资的目的;没有发现决策程序理性与管理者的恶性增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决策高责任和决策程序理性的前提下，问责机制与管理者的恶性增资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与没有问责机制的管理者相比，有问责机制的管理者会表现出更弱的恶性增资倾向，此时，可以通过建立责任问责机制来达到预防恶性增资的目的。　　 本文的研究模拟管理者进行项目再投资决策任务，因而对于管理者的投资决策理论和实践均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其理论意义体现在:第一，用实验的方法验证了决策责任显著负向影响管理者的恶性增资行为以及决策程序理性与管理者的恶性增资行为没有显著性关系的研究假设，为解释我国目前管理者恶性增资行为的频现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第二，强调问责机制的存在对于抑制管理者恶性增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其现实意义体现在:第一，为决策实践中控制管理者恶性增资行为的发生提供极有价值的治理策略;第二，为问责机制在企业中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