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国纷纷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来。为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参与世界经济活动,我国先后提出了驱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走出去”战略,企业积极响应走出去号召,在世界经济市场取得高速发展,但是对外直接投资领域面临的税务问题依然亟待解决,我国每年在税收领域造成的损失巨大,极大地阻碍了国际间资本的流动,打消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为解决双重征税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方式应运而生,双边税收定通过划分税收管辖权,降低甚至消除重复征税,明确税收争议的解决方法以稳定企业预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本文通过研究双边税收协定的签订情况考察其签订是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产生影响,是否能够稳定投资者信心扩大投资规模,并且对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做进一步探讨,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建议,以降低对外投资的税收损失,切实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提高投资效率。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和理论研究,对本文研究所涉及到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做了界定和说明,并对双边税收协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理进行理论部分的分析与梳理。第三部分是现状的说明,主要介绍了双边税收协定的签订情况、内容区别和修订进程,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规模、区域以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对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是否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做实证检验,并且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制度距离的交互项,对制度距离在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对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解释并据此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提出意见建议。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双边税收协定的签订会显著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第二,制度距离越大,双边税收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最后根据我国企业在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投资时遇到的问题以及本文的结论提出几点政策建议:首先应该加快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进程,其次应该发挥政府在外交方面的作用,加大与他国的磋商力度签订更多协议以提升信息的透明度,再次应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建立信息交流平台,此外应加强制度引导,防范制度风险,降低因制度差异带来的高额成本,最后国家应该完善我国税收领域的相关服务建设,企业自身也应该进行风险评估,共同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在于当前研究大多基于东盟十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扩展性的分析了 101个国家,实证研究中创新性的使用了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分析了制度距离在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存在的不足在于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选取2003-2020年间的投资数据进行研究,本文着重分析制度距离在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未能将影响过程中的全部机制渠道做进一步检验,以及忽略了影响双边税收协定签订的政治因素和外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