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着重考察明代科举制度对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的影响。全文以史学层面的考辨为基础，试图通过对于历史文献的钩沉，还原明代科举的历史图景。同时，把论述的重点放到文学层次的研究上，也就是深入文本内部，细致探讨明代科举对于小说的人物、情节、结构、观念、作者、情境、文体等诸多方面的内在作用。　　 第一章讨论明代科举的考试资格及小说中的相应描写。考试资格既包括了对于身份的种种限制，也包括出于制衡原则的地域上的规定。就小说而言，小说中的科举制度在某些方面可以补典章记载层面科举制度的不足，但其所勾勒的混乱景象，又与明代典籍展现出的次序井然、严格缜密、人才辈出为特征的科举社会的盛况有明显的差异。在作者的创作意识中，要同时追寻“真”与“奇”，明代小说中的真实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举制度与情形的详备，而科举考试资格中的“科考”、“冒籍”、“儒士”、“守制”，尤其是“录遗”则为小说之“奇”提供了有效的方式。　　 第二章以明代小说中的“监生”为中心，联系小说中与科举有关的其他形象，如举人、秀才、吏员等，透视科举制度对于社会身份的影响，以及社会身份转化为小说中性格标志的动态过程，由此探究明代的科举制度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内在作用。首先考察明代监生的实际状况；其次按照考试资格、现实利益以及社会身份这三种实际的入监目的对小说中的监生加以分类，并分别讨论作者对于三类监生的态度、监生形象在小说中的具体呈现方式；最后以小说中的举人、吏员、生员作为对比，探寻小说中的监生形象形成的根源，并着重分析“援例入监”制度对于小说创作方面的双重影响。　　 第三章考察乡试与会试制度对于明代小说的叙事以及其情节设置的内在作用。乡、会试制度中的考试内容、考官以及考试时间等制度层面的细致规定与小说密切相关，小说吸纳了这些科举因素，并充分利用这些因素，将其转化成为小说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科举的需要，也产生了科举中人大规模的地域流动，小说情节往往在小说人物的地域流动中发生、发展、完成，这些地域流动对于整个小说情节的规划安排、小说构架的搭建过程以及叙事风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在以乡试与会试为基本框架的科举制度的规划下，小说渐渐形成了几个固定的“情节单元”，“情节单元”的连缀可以构成一篇完整的小说，而科举制度也便由此成为小说情节可以依附的构架。　　 第四章考察小说中的科举观念以及小说的作者问题。首先探讨“察举”与“科举”、“经义”和“诗赋”这两对概念在制度与观念层面的纠缠，小说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的理想，以及迫于现实对科举理想的改造；然后集中论述一些更为普遍的科举观念，如“诗赋”、“科名前定”、“阴骘”、“舞弊”等，这里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阴骘”、“舞弊”等在制度与观念上的纠葛，还牵扯到小说的独特体式，以及接受者的可能要求等种种复杂的因素，并使得小说呈现出一种亦真亦幻的独特景观；最后探究小说作者，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小说作者”与“科举中人”这一双重身份对于小说创作的制约和牵引。　　 第五章探究科举制度影响下士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女性的生活状况，由此入手考察科举描写在营造小说情境中的作用。科举中人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丰富的表现，但他们要面对“勤读”与“治生”的矛盾，无论是同时兼顾二者，还是为“治生”而舍弃“勤读”，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科名”的诱惑以及“科举”的影响；女性作为被科举考试资格排斥在外的最大一个群体，同样在科举社会中发挥显著的作用，从她们身上，可以透视到一些从男性身上无法清晰审视的科举观念，而她们的举动也影响到了由男性支配的科举世界的正常秩序；科举的影响也延续到人际关系中，这种延续既极大地拓宽了科举小说的情节范围，也使得科举能够和小说情境产生更为融洽的反应；同时，科举的势力也可以达到与“科举考试”无关的小说情节甚至小说类型中，并由此产生了“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