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房地产经济价值快速攀升的同时,也承载了社会群众越来越多的利益。近年,因为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不动产而纠纷不断。被监护人的利益保护和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诉求之间产生紧张的矛盾关系。一方面,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乃公序良俗原则之应有之义,也是《民法典》第35条明文规定之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相对人利益如果不能得到较好的维护,势必造成相对人法定的信赖落空,还可能助长债务人借此逃避债务履行的行为。而司法实务中,对于此类案件有多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和解释路径,其中不乏有可资借鉴和赞同的,也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但是,对同一类案件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相同法律条文的不同解释方式,难以实现和满足法律安定性和权威性需求。而随着2021年《民法典》的正式生效,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所以,为了实现同案同判的目标,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公平性和安定性。确有必要寻求一个对双方利益平衡保护的妥当路径。首先,笔者试图分析不同裁判以及不同观点对违反《民法典》第35条第一款的监护人之行为的解释,分析其中的问题和值得赞同之处。本文主要分析了,实践中存在的,“监护人追认解释方法”、“效力性强制规定解释方法”、“无权处分解释方法”以及“无权代理解释方法”。经分析,“监护人追认解释方法”完全违背了法律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立法本旨,绕过法律限制,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的痕迹过于明显,以至于完全牺牲了被监护人利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解释路径”乃法院在司法裁判中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和使用产生了偏差;“无权处分解释路径”对监护权能的错误理解导致对法律条款的解释错误,以及可能导致被监护人利益被牺牲;最后,从监护制度理念以及法律解释方法等角度得出结论,违反《民法典》第35条第一款之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权代理行为。其次,无权代理解释路径下,也存在部分问题,因无权代理制度的类推适用,该无权代理行为对于被监护人效力的确定,需要借助追认催告制度实现。但是理论上,法定代理制度又要求监护人作为追认的代为行权人和催告通知接收人,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而且在法律实践中,还会因为被监护人主体类型以及情况不同导致,追认制度实现困难。被监护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笔者尝试依照《民法典》第27以及28条之规定,由具备后顺位的法定监护人资格的主体临时对该不当的无权代理行为行使法定监护人职权。该职权仅限于接受交易相对人的催告,以及代被监护人行使对原第一顺位监护人实施的无权代理行为行使追认权,以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并同时结束交易相对人可能面临的效力待定之状态。若不存在相应的后顺位法定监护人、不具备监护能力或其他原因无法担任此职责,则由法院结合案件情况,进行效力认定。以维护被监护人利益。最后部分,尝试论证对交易相对人利益兼顾保护的必要性和相对人善意基础进行分析论证。并尝试在现有无权代理体系下,探索对交易相对人利益和被监护人利益兼顾保护的方法。交易相对人确有善意基础,且交易相对人之善意实现程度有限,加之被监护人之利益维护责任并不在相对人而在监护人。所以,不可过分苛求与交易相对人。在无权代理解释路径下,经过对表见代理和狭义无权代理这两个对相对人利益保护的制度的分析。笔者认为,相对人虽然具有善意基础但因法定代理关系中,被监护人不具备可归责性,所以并无表见代理的适用空间;狭义无权代理制度恰好可以对相对人利益和被监护人利益起到兼顾保护的作用。至于交易相对人之善意的判断标准以及方法。出于对相对人利益予以兼顾,以及确保被监护人利益之实现责任并不在相对人一方的考量,本文对善意的含义进行适当限缩,将“善意”解释为“不知且非因重大过失不知”,以此为标准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对于善意认定的具体方法,本文认为交易相对人在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尽到全部的形式上之注意义务,即可以认定为具有善意基础,有证据证明被监护人利益受到损害,相对人对此具有重大过失或者故意的除外。因为实践中相对人无法确切查明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财产行为的目的、动机等关系到相对人利益实现的因素,如果要求实质审查此种查知责任未免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