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世纪中后期中东女性主义意识产生以来,中东女性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埃及和伊朗的妇女权利运动,把中东女性主义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中东女性主义的大发展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东民族主义的重要发展阶段,中东的民族觉醒、民族独立运动、现代民国家的确立和现代化改革等等重大的历史事件基本都在20世纪初至80年代初这一历史阶段有所体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共同的殖民地经历以及国内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使中东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都不是独立的历史事件,甚至于二者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彼此发展进程的一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埃及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主要出现在纳赛尔革命之前,伊朗则主要是指1905年至1911年的宪政革命期间,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摩萨台改革被称作“宪政革命的继续”。自由主义时期的中东女性主义者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她们同男性民族主义者一样提出“独立”、“民主”要求。埃及妇女在1919年革命、1922年的半独立和1936年的英埃条约签订时,都坚定地站在华夫脱党一边,要求完全独立。两次宪政革命期间,伊朗妇女以多种方式配合民族主义运动,反抗独裁专制政府及外来的侵略势力。但是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确立,并没有使妇女成为平等地分享权利的利益群体,政府所颁布的各项妇女政策并不是从妇女的自身利益出发,而是阶级基础、政权组织方式和多种政治势力相互妥协、斗争等多种因素的产物。伊朗礼萨·汗所颁布的妇女改革措施,比如新婚姻法、废除面纱,都立足于实现伊朗的世俗化,使伊朗早日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林。伊朗的礼萨·汗父子和埃及的纳赛尔都提倡妇女解放,但他们所倡导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下的妇女发展与进步,反对独立女性主义势力的存在,由此导致了“国家女性主义”的出台。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的迅速伊斯兰化政策使妇女原有的权利几乎丧失殆尽,几次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均遭到政府的无情镇压,很多女性主义者遭到迫害。中东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要比西方复杂得多,不能简单笼统地把二者归于某种关系,以下是笔者以事实为依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首先,从妇女与民族的关系方面来讲。私有制和父系制的确立以及社会文化的塑造造成了妇女的“第二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系列的性别角色分工,这种分工的进一步延伸,使民族成为一个性别化共同体,妇女在民族主义发展史中被边缘化,妇女在现代民族共同体中的平等公民身份也受到这种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民族认同的霸权地位和妇女的屈从地位,使妇女的性别认同从属于民族认同和等级认同等其它认同模式;妇女在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和文化性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持着民族共同体的延续与发展。其次,从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讲。二者互为组成部分:民族主义者把妇女解放看作是民族进步的要素之一,民族运动为女性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实践提供了机遇和平台,女性主义者把民族运动看作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必经阶段,把民族运动所倡导的理想国度看作是实现理想妇女形象的庇护所;二者的既合作又从属关系:民族危难时期的二者合作是民族运动成功和维护民族运动成果的关键,但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平等关系,而是女性主义从属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控制与整合,这体现在妇女组织处于国家控制之下以及“国家女性主义”的出现两个方面;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这主要源于民族主义的性别盲点及其妇女观与女性主义妇女解放观的错位。中东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包括政治民主化、殖民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二者间的关系呈现阶段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其实质是民族主义自身的矛盾,这主要体现在民族主义内部的利益分化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