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意识的萌发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这种意识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定位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他们普遍不满足于单纯的学者的定位,总是热衷于为社会的发展制定种种的规划。文学是启蒙规划中的有机一环,而先驱视野之中的文学只能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之上。这种时代的氛围影响于胡适的文学思想,使其文学观呈现出非常浓厚的功利性,即对于文学的“明白清楚”的强调,进化论影响之下的那种不破不立的思维方式等等。另一方面,胡适对于语言问题的敏感使其文学思想具有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并且不自觉地完成了现代文学本体的建构。工具自觉与语言实验,是胡适文学思想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从文学革命前的背景来看,胡适的这种杂而不纯的文学理论出现在了恰当的历史关口,从而最大化地发挥了理论效果。然而,随着现代文学本体的进一步完善,胡适的文学理论必将面临挑战,现代文学诞生期的格局也将被“突围”。但是,胡适的文学理论仍将潜在地发挥作用,作为多元之中的“一元”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