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是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长期以来,水稻总面积、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粮食作物的首位。因此,水稻生产在中国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中历来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水稻生产如能大幅度增长,中国的粮食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育种技术的进步是水稻增产的主要途径。近代三十多年育种技术的进步,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水稻育种科技和水稻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育种技术的进步是整个近代农业不多的科技成果中成效最为卓著者,其中又以水稻育种成绩最为突出。因此,系统总结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的成就和不足,分析其发展动因和历史价值,有助于理清20世纪水稻育种科技的完整发展轨迹,把握育种科技的发展规律,揭示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化的动力与条件,为今后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第一章依据水稻育种研究机构的设置、遗传育种理论研究和育种技术的进步性、选育良种的数量和良种推广情况,将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萌芽时期(19世纪末-1919)：尽管近代农业科技已初步传入中国,新型的农业试验场和农业学校已经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农业改良开始起步,但西方遗传育种理论尚未在中国传播,科学的育种制度尚未建立,有成绩的专业育种机构和专业育种人才尚未出现,用近代科技选育的水稻良种尚未育成。2、初创时期(1919-1930)：随着外国育种家来华指导和中国留学生的学成归国,国外先进的育种理论和技术系统地传入中国,纯系育种法逐步推广,杂交育种技术也开始运用到水稻育种实践中,中国稻作育种初步走上有计划、有目的、有程序的轨道。以中央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为代表的农业院校是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的策源地和育种中心。此期育成的良种数量寥寥无几,在生产上获得大面积推广的水稻良种,仅有中央大学农学院的中大帽子头一个品种。3、独立发展时期(1930-1949)：1930年代,以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全国稻麦改进所为代表的专业育种机构纷纷设立,中国的育种学家普遍掌握了近代育种理论和方法,具备了独立研发的能力,从此中国育种科技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的主要收获期,水稻育种的各项重要成就主要形成于这一阶段,近代选育的300余个水稻良种,90%以上育成于1930-1945年。第二章重点介绍几所近代主要水稻育种机构。农业院校是近代水稻育种的开创者,其中以中央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成绩最为突出。三十年代成立的中央农业实验所标志着全国农业科研的统一,中农所荟萃了中国水稻育种界半数以上的精英,成为此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领导力量,而且对南方各省的水稻育种机构和良种选育工作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章分析了近代水稻育种理论研究与技术的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从20世纪初几乎一片空白到30年代与国际遗传育种界接轨,中国学者围绕水稻育种,在水稻遗传学、生理学、生态学、细胞学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有的研究成果(如赵连芳对连锁遗传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育种技术上,西方每一项新技术几乎都能在短期内被中国育种家学习、掌握,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适应性改造。不仅品种检定和纯系育种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近代最重要的育种技术,先进的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技术也逐步在育种工作中得到试验和运用。近代水稻育种技术在理论和方法上均与传统技术有霄壤之别。第四章对近代各育种机构的育种成就和良种推广进行了系统总结。在近代育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育种学家克服种种困难,在短短的三十年中,育成300多个水稻新品种。仅从新育成的良种数量来看,水稻育种的成就超过了其它任何作物。这些品种主要育成于1930年以后,大多是检定种和纯系,也包括丁颖等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育成的第一代杂交品种。中山大学农学院、浙江稻麦改良场、江西农业院、湖南第一、第二农事试验场、四川稻麦改进所及中央农业实验所是近代最重要的育种机构。近代良种除中大帽子头曾于抗战前推广20余万亩外,其余良种主要推广于抗战爆发后。其中推广速度最快、面积最大、适应区域最广的是南特号,从1938年开始示范推广,到1947年仅江西、福建、湖南三省推广面积即达270余万亩,江西一省1938-1947年累计推广南特号超过1100万亩。从各省良种推广情况看,湖南、江西、广东等省推广成效最为显著。据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历年全国粮食增产报告,1941至1946年,江西、湖南、四川、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河北、浙江、福建、安徽、陕西等12省累计推广水稻良种达2789万多亩。水稻育种科技的进步对近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第五章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首先,良种在上述水稻地区的推广增加了水稻单产和总产,改善了品质,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效益,对水稻种植制度和分布区域产生了一定影响。近代改良稻种的单产平均比农家品种增加约50斤,增产率达10%以上。1941至1946年四川等12省因推广水稻良种共约增产稻谷近1324万担,平均年增产稻谷221万担。其次,良种推广推动了区域农业开发,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后方各省的农业开发。再次,近代的育种科技进步还为现代水稻育种科技和水稻生产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统计了近代育成的水稻良种在1950年以后的推广情况,其中年推广面积在100万亩以上的有25个品种,南特号等8品种年推广面积更达1000万亩以上,在五、六十年代的水稻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除在水稻生产上直接利用近代品种外,利用近代育种材料作为育种亲源而育成的品种在50年代以后的水稻生产上亦占有很高的比例,如以南特号为基础即衍生8辈258个品种。此外,近代各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培养出大批水稻育种人才,他们成为50年代以后中国水稻育种的中坚力量。可以说,没有近代育种理论与技术的进步,就不会在60年代出现以矮秆良种为标志的绿色革命。本文第六章主要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与农业发展的诱致性变迁理论,探讨了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的动力和条件。首先,动力来自近代科技的不断突破,遗传学、生理学等学科在近代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推动了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其次,从中国近代的资源禀赋和社会需求来看,社会亟需能减缓人口和土地压力的新技术,同时,政府又无力对农业生产进行大量投资,这些因素诱发了节约土地、增加产量而且无须巨大投入的育种技术的优先发展。在近代社会的农业技术创新中,政府尽管在科研投资上捉襟见肘,但在制度上进行了必要的近代化变革,制定相关法规,设置新型的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抗战时期政府推行的粮食增产等措施导致强制性技术变迁的发生。此外,作为一类全新的技术,中国近代育种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和本土化改造。这种对先进技术的本土化改造也成为中国水稻育种界长期的传统,是中国水稻育种不断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结语部分分析了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的特点。首先,与传统技术相比,近代水稻育种最显著的特征是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化。近代育种技术的发展与科学密不可分,它以遗传学等科学理论为指导,建立在科学研究与试验的基础上,有明确的育种目标,经过科学、严谨的田间试验和数理统计程序；拥有专业的科研机构与专职的科研人员也是近代育种科学化的重要体现；近代育种科技的科学性还表现为科技组织和管理的科学性。因此,近代水稻育种不仅规模大、周期短、见效快,而且能根据生产的需要育成具有各种优良特性的新品种。其次,政府在水稻育种科技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三十年中育成的水稻新品种主要由政府所属科研机构选育；从良种推广来看,各地推广工作亦多由政府农业行政部门推动,特别是抗战期间,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水稻育种和良种推广工作之所以能在后方取得快速进展,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措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变迁对当今农业科技的发展具有以下的启发意义：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才能适应当地的条件,转化为适用技术；政府对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的支持是技术进步的重要保障；技术的发展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面向社会需求是农业技术创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