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文学是承接唐宋文学的一个桥梁。在文学发展相对滞后的五代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了局部繁荣的景象,前蜀文学便是其中之一。在多元化的前蜀作家群中,方外作家,即道教作家和佛教作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本文以道士杜光庭和僧人贯休入蜀后的文学作品为出发点,在其文学内容和艺术特色上展开分析,进而分析五代至宋的宗教文学走向。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研究前蜀文化产生的背景。在前蜀安定的政治环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积极的文化策略下,文人纷纷由唐入蜀,促进了前蜀文学的繁荣,皇帝后妃、宫廷作家,乃至方士们,都积极地进行文学创作。在晚唐时,道教和佛教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的打击。在前蜀时期,道教和佛教在曲折中缓慢前进。道士杜光庭与僧人贯休的文学创作,在前蜀方外作家中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第二部分研究杜光庭入蜀后的文学创作。杜光庭于光启二年(886)随僖宗再幸兴元,随后“乞游成都”,从此定居蜀地,致力于宣扬道教理论和整理道教斋醮科仪,力图使道教焕发出新的生机。因此,杜光庭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如七言诗和宝塔诗,还是小说,如《墉城集仙录》、《神仙感遇传》、《录异记》、《道教灵验记》等,都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这与杜光庭的宗教信仰有直接的联系,与前蜀其他文学联系较少。第三部分研究贯休入蜀后的文学创作。贯休于天复二年(902)秋冬,以《陈情颂》谒见高祖王建,受到了王建的赏识,由此入蜀,王建以贯诗“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称贯休为得得来和尚。贯休继承了晚唐的现实主义诗风,其诗深刻地揭露黑暗现实,广泛地反映民生疾苦,深切地表达美政愿望,反映出了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贯休入蜀后,他的诗风并没有很大的变化,与前蜀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他的宗教信仰关系不紧密,与前蜀其他文学的联系较为密切。第四部分是从僧道作家看五代至宋初宗教文学的走向。从杜光庭和贯休的文学作品看,五代之后宗教文学大致有两个走向:一是道教的影响逐渐降低,体现为作家偏离文学创作主流群体,作品中的宗教因素直接显露;二是佛教的影响逐渐增强,体现为作家与世俗文人交往增多,作品中的宗教因素简洁隐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