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作为一名“左派地理学家”，其基本目标在于以历史的地理眼光关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阶级斗争注入空间（即地理）因素，这不仅重新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史中空间问题的重视，也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维度。　　哈维继承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思想并成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空间转向的推动者。与列斐伏尔、福柯、古登斯、索亚众多后现代理论家相比，哈维更加注重理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理论品质。尤其是对新自由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后现代的地理学转向、后现代正义以及环境正义、基于过程的辩证乌托邦的阐释更加显其洞见。　　哈维以地理学为立足点，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解读资本积累，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地理学想象和空间思考，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威胁的矫正方法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顽疾的解决途径长期以来就潜伏在公众政策之中。”其功能是为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创造条件，虽然新自由主义成功掩盖了阶级力量的复辟，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计划。从新自由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到全球的不平衡的蔓延，从宏观的全球化、中观的城市和地方到最微观的身体，揭示不平衡的地理发展既为资本积累所必需，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哈维通过对《资本的界限》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构，引入“空间经济”将资本积累、城市化进程、国家权力、虚拟资本、房地产等因素勾连起来，解读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化根源。在众多的后现代理论家中，哈维独树一帜，把后现代解读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实现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后现代的地理学转向，在此意义上，把不平衡地理发展解读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他以身体、地方、城市、全球化作为其空间政治构想得以展开的四个重要维度，尤其在地方理论中强调:重建地方不是为了保存其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而是以此对抗资本的同质化无限扩张，对资本运作起到调和的作用。这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正确管控资本颇有启示。　　面对全球化进程、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哈维积极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辩证乌托邦。他从理论层面论证乌托邦的可能建构，并最终落实到实践层面:城市反叛和地方重建。尽管他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并不坚决彻底，替代方案难免有经济决定论和空间决定论之嫌，但仍可为我们今天的发展道路和地方实践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