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全面整理中国工业数据库,本文利用EBM-ML方法计算了我国2005—2015年间30个省份和19个污染行业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区位商和空间基尼系数方法分别构建了对应的产业集聚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识别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和工业出口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地区全样本、分地区样本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加强产业集聚对出口的正效应,在污染行业层面,则可以减小由于污染集聚“招致”的环境规制成本上升对出口的负效应。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凭借劳动力要素禀赋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在出口市场上表现突出,出口规模位列世界第一。但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的出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价格优势减小,劳动力要素禀赋带给出口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例如美国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低迷导致我国出口企业一度面临外需疲软的压力(陈晓华,刘慧,2014),中美贸易战也在短期内使得我国出口订单指数有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保持出口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转变驱动力,寻求推动出口发展的新动力。新贸易理论认为两国贸易的基础并不一定是技术差异或者要素禀赋差异带来的价格比较优势,也有可能是规模经济带来的单个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的下降。但是,对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正外部性的吸收能力还取决于其当前的生产率水平。当前,我国产业布局呈现明显的地理集聚特点,但现有产业集聚格局是否能最大程度地推动我国出口发展是未知的,还受到地区或行业当前的生产率水平影响。因此,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外贸环境充满不稳定性的大背景下,结合各地区和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来研究我国产业集聚对出口的影响,对于保持今后出口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通过整理考察期内各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础数据,测算分析了2005年—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工业行业及19个工业污染行业的产业集聚(Aggl)程度和对应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水平,并首次将Gtfp、Aggl和出口(Export)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考察了Gtfp对Aggl和Export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一、分省份来看,整体上东部省份产业集聚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伴随着国家产业转移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的集聚在最近几年有赶超东部地区的趋势;二、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主要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以上海等为代表的东部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有明显优势;三、产业集聚对地区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对污染行业的作用显著为负,一方面在地区层面产业集聚可以通过规模效应等降低各类成本促进出口,另一方面污染行业集聚后集中“吸引”政府注意力,将承受较为严苛的环境规制,短期内成本上升,不利于出口;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地区和污染行业层面的产业集聚和出口的关系都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的地区产业集聚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也越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污染行业,产业集聚对出口的负效应相对较小。结合中国目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和出口的发展现状,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的政策启示有:一是加快地区优势清洁产业的集聚,引导集群企业发展出口;二是通过支持高技术人才到海外交流学习等途径鼓励集聚地区和集聚行业所属的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尽快提高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少甚至消除污染行业集聚带给出口的负外部性;三是加快西部地区和污染行业的产业转型升级,减少对一般劳动力的依赖;四是通过降低高等教育门槛、提高教育水平和质量来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人才培养;五是阶梯式推行环境规制,实行绿色出口发展战略,发挥环境规制对出口的技术创新倒逼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