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对营商环境影响十分重大,不仅影响着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也影响着国际投资者对投资地的选择,影响着国际资本的流动。因此,长期以来,公司法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创造制度优势、广泛吸纳投资的重要依托。公司控股股东对于公司控制权的行使,关系到其自身的财富获取,更关系小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实现。在公司采用资本多数决的机制下,完善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对于防止控股股东权力滥用、损害他人利益、矫正失衡的股东利益关系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我国近三年关联交易诉讼案件数据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规制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公司法层面没有明确对于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规定,法院在适用法律时,缺少法律依据;第二,对于控股股东违反信义义务的审核规则不明确,法院之间对于审核规则存在分歧;第三,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分歧,大部分法院将关联交易造成损害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但原告或在公司治理中出于劣势地位,无法全面获悉公司交易信息;或为债权人,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无法知晓交易信息,此种情况下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与诉讼公平有悖。基于对境外的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比较观察,尽管各国（地区）对于控股股东持股法定数额设定不同,均趋向于将持股份额低于法定份额却拥有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股东,推定为控股股东。对于信义义务的内容主要倾向于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通过对美国经典案例分析,发现美国特拉华州对于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基本核心对于公司发展最为有利,即为只有当控股股东在其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影响可能剥夺少数股东利益时才需承担信义义务。最后基于对关联交易诉讼的实证分析,通过对境外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比较观察,根据日本学者神田秀树及美国学者屈尔蒂斯·米约普的法律移植理论,检视我国引入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法内环境和法外环境,对我国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构架提出以下四个建议:第一,完善相关主体信义义务,建议在《公司法》中明确控股股东承担信义义务的条件,明晰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种类,使得控股股东对信义义务的承担有法可依;第二,明确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对象包含公司、其他股东及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第三,完善信义义务的审查标准,可以借鉴美国“商业判断原则”分别从程序及实质对违反信义义务的行为进行审查;第四,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建议引用美国特拉华州举证规则:原告作为提起诉讼的一方,应当承担包括证明关联交易关系存在,利益受损,及利益受损与关联交易具有相关性的责任,在法院确认关联交易存在时,被告方承担证明关联交易公平,对方利益受损害与关联交易无关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