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检查决定着一部电影的命运,而一部影片能否进入市场或者删改后以怎样的面目进入市场、其盈利能力如何,则关系到电影企业的生存;影片的形态和生产者的经营活动,最终可以决定一国电影业的发展情况。可以说,1949年之前的电影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电影检查史,但是与前者相比,电影检查研究却长期被忽略了。因此,本文中选择以整个民国时期的电影检查为考察对象。既然电影检查可以对影片生杀予夺,那么从电影检查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是一种权力。电影检查的出现,客观上是因为电影放映普及到一定程度其负面影响令人担忧,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操办电影检查的清末地方精英们借着将电影纳入其所致力于的教育改革中,来与官府分享权力。这些精英大多受过西方文明的教育或启蒙,况且同时代的美英本就是电影发达国家,因此其电影检查的理念、内容和方法几乎被照搬到最初施行的电影检查之中。有证据表明,当时的电影检查很有可能就此从他律逐渐发展成为行业自律。但是,这种可能性随着国民党政权建立并走上极端民族主义道路而灰飞烟灭。作为一个积弱的、在其长达二十余年的统治期内始终受到来自党内、国内以及外部社会的各种政权和利益集团对其合法性的挑战的政权,其甫一登场即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化中国,并相应地开展文化建设。为了统一思想,国民党政权将一切权力收归国有,包括电影检查权在内,以此摈除一切非三民主义的文艺作品及文艺理论。此时,电影具有的卓越的意识形态宣传功效已被广泛认识到。于是,文艺领域由此被辟为国民党当局与其政敌继政治、军事领域之外的又一战场。电影检查成为国民党政权排除异己、扼杀异见、钳制思想的一个工具。而且,电影检查权收归国有之后,堕入了权力的漩涡之中。它不仅在国民政府内部引起争夺,而且受到国民党党内其他政治派别以及租界这样的外部势力的觊觎。而历史已经证明的国民党政权最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则通过电影传播政治异见与国民党的电影检查对抗,而双方围绕电影检查展开的斗争,其实质是对于革命话语权乃至政权的争夺。民国社会是特殊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政权更迭导致了电影检查权的变迁,瓦解了国民党当局刚刚建立的电影检查体系;而租界的存在则如同顽症恶疾,阻碍着中国政府全面行使电影检查权;30年代以来爆发的大小战事,包括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不仅令国家主权分裂更使得电影检查权分崩离析。再加上含糊的电检条文,以及国民党行政体系内的腐败痼疾,使得民国电影检查的实施每况愈下。作为行业管理制度,电影检查确实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过积极正面的作用,包括为艺术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合理有序的社会环境,并约束了某些不健康倾向,扭转了艺术市场中的混乱,维持了发展。但是,在政治、文化斗争不断的情况下,电影检查沦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随即堕入权力的漩涡中。电影检查权从审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权力关系异化成为权力的工具。纵观民国电影检查史,其间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电影发展情况虽不尽相同,但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权力博弈的线索。以地方精英追逐政治权力开始,以人民希望拥有民主权利为终。本文旨在以“权力”以及权力博弈为线索,揭示出谁在掌握权力、掌握之后如何使用、其结果如何,并且探寻为什么早期电影检查未能从他律走向自律。在呈现民国电影检查之风貌的同时,本文希望能对中国电影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