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言路概念,广义上范指臣民向皇帝的进言之路。本文取其狭义,特指言官(在清际尤特指御史和给事中)向皇帝的进言之路。 言路是皇帝赖以获取信息并制约大臣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在西风东渐的近代,人们一度认为国家衰弱的根源乃在于君民隔阂,上下不通。因而欲求富强,惟有通达壅蔽,使君民一体之一途。在此情况下,时人固然诉诸于议会和立宪,而弃言路如敝履。随着资政院的开设及国会渐渐提上日程,言路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呈现严重的边缘化趋势。但也有人未尝不期望对言路加以改造,赋之以前述功能和使命。这就引发了都察院长期议而不决的存废问题。 都察院衙门是言路的制度体现。1906年官制改革,都察院一度拟废,然以其监督臣僚、维持纲纪之功死而复生。但亦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整顿变通,以在权限、职任与名实等方面融入新官制框架,然而效果不明。改革的动力和主导权均来自于都察院内部。其内部就各项改革事宜存在一系列分歧,是公心还是私意,孰保守孰进步,只能放在具体的时空来把握。即便进行了改革,都察院的存废问题仍长期议而不决,究竟是特色,抑或赘疣,两种意见终不能一。其间,都察院内部和外部均曾谋求将其改头换面,如改都察院为资政院,为国会,为行政审判所。随着时代的变迁,改头换面的方案亦迫于时势几度改换。 言官是言路功能的执行者。清末预备立宪时期,言官在继续自己的传统角色,扮演着天子耳目和朝廷鹰犬。一方面,言官注重维持朝廷纲纪,以确保皇帝定于一尊。这对当时的官制改革和朝廷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言官还承担了规范官场道德的使命,如赵启霖和江春霖等人,纠弹贪墨,不避权贵,其活动引起积极的社会反馈,对挽救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具有独特意义。言官虽不忘其传统角色,却已非纯粹的旧式人才。汉族言官均为科举进士出身,对中学一般都有较为系统的了解。但在西学和新学全面获得话语强势甚嚣尘上的氛围中,言官可以从多种渠道吸取新知,这使他们一般都拥有双重思想资源。但言官的思想资源与其对新政的态度并非呈简单的一一对应,其背后有远为复杂的发生机制。大体而言,言官对新政的态度出现两次分野与合流:始分于官制而合于纲纪;终合于对新政之弊的体认和批判,分于医治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