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建构主义的理论立场,跨边界关系的理论框架,将身为团中央机关报、同时作为职业身份／认同阐释共同体的中国青年报作为个案,在国家、媒体、公众(读者)相互影响、渗透、冲突、协商的历史场景中,考察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研究发现中国记者职业身份认同建构存在三种关系模式：第一、“一体化”关系模式。在这种关系模式下,中国青年报和行政体系处于“上下一体化”的框架中。团中央通过直接撰写社论、修改社论、指定社论题目和报道思路、审稿、看大样等方式直接介入中国青年报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其领导人经常召集报社员工开会及到报社发表“纲领式”讲话。从创刊起,中国青年报就被赋予“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的任务,通过上级机关精神、典型人物和事件报道对青年进行单向灌输式的影响,报纸和读者处于一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不平衡关系中。前期对读者来信的重视和运用并没有创造出公众参与发声和讨论的公共空间。这种“一体化的关系”使得媒体的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作为读者的公众也被纳入“一体化”当中,缺乏参与协商的社会资本,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反右派”、“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的推力下,媒体最终走向了普遍的新闻失实与“创造性地说假话”。第二、“专业控制”模式。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报处在新的关系机制中,其机关报色彩趋向淡化,团中央对报纸的掌控度在下降；公众(读者)的力量在上升,报纸对市场的依赖度上升,以致有记者喊出“读者是上帝”。这种新的关系机制给予了中国青年报一定的新闻实践自主性,对于团中央的“指令”不再是简单的服从,而是开始形成一种建立在职业认知上的“专业控制”关系模式中。在新的关系框架中,这一时期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的主体意识高扬,开拓了深度报道为代表的新的报道模式,在优良的“党报传统”和西方优秀同行新闻实践双向的参照系中,职业身份认同发展至一个高峰,“我们是记者,我们写新闻”成为共同的诉求；“第一是事实,第二是事实,第三还是事实”带有本土化的“新闻客观性原则”在实践讨论中得以清晰,职业规范和职业共识得以初步建立。第三、“抵抗与收编”模式。抵抗和收编是英国伯明翰学派在研究青少年亚文化时的用词,用以描述主导文化面对亚文化时的反应策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新闻实践不能完全等同于“亚文化”,但不能否认,这份体制内的媒体发展出了和《人民日报》等“一线党报”代表的、官方赋予的或认可的等主流话语不同的文化和认同。从这个层面上,它也就具有了“亚文化”的意味。从作为抵抗的“主流大报”转型、“公司化”改制开始,中国青年报试图用“市场告别真理报模式”,试图超越“机关报”的身份。但主导文化没有坐视不管,相应采取了支持发行、改变记者考核方式等诉诸利益的“商业化”收编以及“界定”、“标签化”、引发“道德恐慌”式的“意识形态”收编。这两种收编都导致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的再次抵抗,最终结果呈现出“双输”的局面：冰点停刊,李大同、卢跃刚等一批记者“退场”,同时执政党、团中央的形象受到负面评价。在目前的新闻业,这三种关系模式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媒体中并存,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但在具体时期不同模式占据支配地位。本文最后的部分通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的深度访谈,探究中国青年报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状况的“当下”。访谈发现：中国青年报记者群体表现出积极的职业身份认同。这种积极的职业身份认同使得他们能够主动拒绝权力和利益的诱惑,选择继续留在新闻行业,同时也激发他们不断地在自我的层面上进行职业反思,强化专业化的职业认知。对旧有的“国家-媒体”边界的突破和建立新的边界关系的努力,来自公众(读者)的正向反馈、对污名化的社会评价的主动“隔离”,以及群体内互动在记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受访者提出的一种普遍的“思想和行为的分裂”不容忽视。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和社会整体的分裂、新闻管制以及记者收入多元化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