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发生的问题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危机而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在过去的解释框架里,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基本上是围绕着对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不同理解和阐释而展开的。这种理解和阐释无论立场和观点有怎样的不同,其关注点都是以通过精英知识群体的思想和经验为重心的。最近几年兴起的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打开了另外的空间。在新的研究视野下,物质生产、传播技术、资本和市场等等,同样是某种文学和思想的一部分,与社会文化生产相关的各个层面都是文学生产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大约1897—1927),印刷技术发生从雕版印刷向机器大规模印刷(包括石印、铅字印刷等)的重大转变,文化生产的形态和机制呈现出巨大变化,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印刷出版机构建立,新的广大的读者群体,新式知识群体(特别是作者群)形成,新的文化、文学的特质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形成。因此,本研究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放回到晚清民初的文化生产情景中,重新阐释它是怎样发生并且“现代”的,希望能发掘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特质。论文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第一部分包括两章从两方面展开。其一、从比较宏阔的思想文化背景出发,特别“呈现”清末民初的知识和思想状况,看“精英”知识群体的思想和讨论是怎样让印刷技术变革成为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的,分析文学“与群治的关系”何以在那样的时刻通过印刷出版而发生。其二,从印刷技术的角度出发,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具体讨论印刷技术是怎样在清末民初发生转型并得以广泛应用,不同的印刷技术又是怎样与不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态发生勾连的。讨论印刷技术的生产可能性如何转变为文化生产的物质力量。第二部分,以商务印书馆为例,讨论由于晚清民初的“崇实”思潮和印刷技术变革所提供的社会变革可能性是怎样结合到一起,印刷现代性又是如何以发生并展开的。论文将论述印刷技术的运用是怎样造就了类似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张元济等知识分子如何借助于大出版机构所推动的印刷现代性,完成他们对于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想象和建构。论文还将讨论,由于印刷技术被广泛运用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所谓“现代”的意识和观念是怎样渗透到文化生产的组织、机构管理、资本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第三部分,“印刷大于出版”导致众多中小型文艺类出版机构的创立,出版和印刷的分离使更多不同专业、不同诉求的人卷入到“编辑出版”行业,从而导致多元而有活力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作为印刷现代性展开的重要结果,这部分将具体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过程中如何通过文化“生产”的环节和其他各种社会要素“在地”地“接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特点和可能的。论文最后将集中从文学与传媒的关系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共生性问题、文学的多元格局如何可能的问题等方面,结合印刷现代性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总结和归纳本研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