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储蓄、高投资与高增长的发展历程。这种高储蓄-高投资模式支撑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得出的一个共识。然而,已有的多数研究文献表明,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的经济运行中,与高投资相伴随的是投资的低效率。这种投资的低效率经常性地以“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以及大量的投资浪费等形式表现出来。 本文以转轨经济环境为背景,在金融发展水平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思想基础上,以投资效率作为研究对象。Modigliani和Miller(1958)指出,公司的最优投资规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是边际项目的折现净现金流为零,并且完全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但是MM理论只存在于一个信息完全对称的理想世界中。如果我们考虑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那么MM关于投资独立于资本结构的观点就显然不成立了。近些年以来,Healy和Palepu(2001);Bushman和Smith(2001);Lambert、Leuz和Verrecchia (2005)以及Biddle和Hilary (2007)以会计信息质量为研究视角,他们的研究表明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一方面可以相应地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来企业的投资效率。然而,我们知道,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同时它又根植于中国的转型经济中；并且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这些制度特征决定了我们在分析中国上市公司的行为时,既要考虑西方一般化的经济理论,同时必须要从我国企业所处的特定的制度环境出发,考虑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 ㈠会计信息质量显著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研究表明,会计信息质量越高,投资不足越少,企业投资效率越高；反之亦然。但是,会计信息质量在抑制过度投资方面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这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在事前的投资项目的筛选具有显著的作用,而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作用则不强。 ㈡融资约束的影响。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越大,在控制了其它因素以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的相关程度越高。这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确能起到积极作用,尤其在那些资金需求大的企业。 ㈢代理成本的影响。从理论上来看,代理成本越大的公司,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的相关程度越高,反之则相关性降低。但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该假设。这一结果显示,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有赖于其他更深层次的治理因素,包括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的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发挥。 ㈣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不足的相关程度(敏感度)越高；反之则反是。本文还使用了信贷资金市场化指数这一综合指标,结果发现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不足的相关程度(敏感度)越高。这一研究结果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投资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