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各国开放签署,已于202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公约规制了和解协议直接执行机制,无须主管机关审查,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和解协议都可得到执行。依据该公约申请执行的和解协议,除了所涉争议要符合公约调整范围,还要符合调解员签名等形式要件,并且不得出现公约第5条所涉拒绝执行理由。其中第5条规定的拒绝执行理由涉及依当事人申请的拒绝理由和依职权的拒绝理由,也包括基于和解协议本身的拒绝理由、基于程序公正的拒绝理由和基于公共政策的拒绝理由。虽然公约第5条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列举相对详尽,但目前只能为主管机关提供指引,并不能指导主管机关准确解释相关措辞的具体含义。比如无效等措辞的具体解释、无法执行是否完全属于合同效力问题、和解协议终局性的法律适用问题、调解员不当行为的界定问题、不当行为与和解协议订立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以及公共政策的范围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否则在未来公约适用时,将会导致未知的混乱。基于和解协议本身的拒绝理由,包括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终局性问题和无法执行问题。研究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既要肯定和解协议的执行文书性质,又要注重和解协议的契约性质,在此基础上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予以解释,并判断和解协议效力的法律适用。法律适用的重点在于主管机关应当适用的法律与国际私法规则之间的关系,即在当事人未选择法律的情况下,何为“应当适用的法律”。和解协议无法执行问题亦应结合和解协议的特殊性质,不仅仅将其局限于合同意义上理解,也要将其视为执行文书。即,和解协议内容的确定性问题直接影响着和解协议能否作为文书执行。由于公约并未提及终局性判断的法律适用,可以参照和解协议效力问题所规定的选法规则。另外,理解和解协议修改的情形有利于判断和解协议终局性问题。基于调解员不当行为的拒绝理由,核心问题在于不当行为的判断,进而引申出不当行为与和解协议订立的因果关系,主管机关应当对此进行合理解释。基于公共政策的拒绝理由,重点在于公共政策的范围以及可调解事项的法律适用问题。总之,对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第5条所涉拒绝执行理由,主管机关应当进行限缩解释,处理好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尽可能增加和解协议执行机会,减少和解协议的执行阻力。同时,在公约第5条适用过程中特别在法律适用层面,主管机关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充分体现调解的自治性,增加公约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