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民法理论与监狱法学理论，重新审视服刑人员的民事权利的特征、渊源以及规定模式是有必要的。服刑人员由于其人身自由缺失，其权利与一般公民存在着重大的区别，除了像人身权这样的绝对权外，服刑人员的大多数权利处于一个极不活跃的状态，这些民事权利一般需要通过代理制度来实现。凡法律没有明确剥夺的民事权利，罪犯均应享有，但罪犯的民事权利要受到其义务的制约。罪犯的民事权利具有范围狭窄性、不平等性、期待性、层次性之特征，且与监狱的义务相联系。刑罚的目的与内容、监狱的安全与秩序、和公序良俗均是影响罪犯权利范围的要素，因此，立法者不可能给罪犯列一个民事权利清单，这就需要在理论上明确罪犯的权利范围。除了以上因素影响服刑人员的民事权利外，特许权制度对大多数服刑人员的民事权利的也存在着很大的影响，但是特许权的性质、主体以及设定的原则，对特许权的规范化和制度价值均有很大的影响。 服刑人员的人格权，受刑罚强制义务的制约，呈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点，财产权需要通过代理制度才能实现，而其所蕴含的利益成分，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是不能享有的，就这个方面而言，这些权利更像是期待权。社员权，服刑人员仍然可以享有，但是由于没有人身自由，服刑人员投资的积极性将受到影响，为了鼓励服刑人员投资，使其财产参与经济运行，要设定相关的制度来弥补由于服刑人员人身自由的缺失所产生的投资风险，而信托制度应为首选。服刑人员的劳动成果的归属，只能通过劳动报酬折射出来，在我国，服刑人员的劳动成果应当归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当该制度适用于著作权时，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只能有自然人享有，国家拿走服刑人员著作权时，则要给服刑人员保留下精神权利，当前的刑事立法忽略了这一问题。此外，把服刑人员的劳动成果归属国家，还会影响到刑事受害人的权益，在没有国家补偿制度的情况下，这种立法模式的合理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