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以苏联解体为标志,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中亚地区自此成为“力量真空地带”。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试图将势力渗入到中亚地区。北约与中亚国家通过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为主的一系列官方条约文件建立起安全合作机制,并以军事演习、建立或租用军事基地、军事援助、军事交流以及建立中亚维和营为其合作的主要路径。北约与中亚五国的安全合作具有差异性、阶段性及他国制约性等特征。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一方面致使中亚各国国家间关系及内部政治环境更加复杂化,；另一方面也对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使以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北约的关系紧张化；使中国西部边界安全环境恶化等。北约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即北约力图填补中亚这一“力量真空地带”,而中亚国家则希望借助北约的力量发展自身。同时,双方的安全合作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北约及中亚国家内部因素的制约,以及来自“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长远来看,北约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机制的差异性将更加明显,哈吉塔三国与北约的安全合作机制将可能弱化甚至停滞,而乌兹别克斯坦与北约安全合作机制将有可能强化。阿富汗形势的发展与中亚内部的变动等变量因素的存在,也使得后阿富汗战争时期北约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存在一定变数。对北约与中亚国家安全合作机制的研究,可以使中国了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亚洲政策,尤其是中亚政策的实质与核心,并对中国西部周边环境状况有更准确的定位与把握,从而为我国外交政策与对外战略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同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弥补学术界的研究空白,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