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古老的中国在亘古未有的压力下，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迫切呼唤着近代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制度的出台。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 民国民法典大量继受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方法和内容。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民法典》的优越性以及日本民法的中介作用；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德两国具有相近的政治背景和法律传统。 民法典的立法者以较为审慎的态度思考了中外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的差异与契合，在对《德国民法典》的继受中体现出了一定的理性。民法方法继受方面：从体例编制上看，民国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著名的五编制体例，却舍弃了其传统的民商分立模式，转而采用世界先进的民商合一模式；从立法技术上看，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编纂方法，由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排列方式，以及典型例举与适度概括相结合等高超的编纂技巧，均是民国民法典继受《德国民法典》的结果。民法内容继受方面：考察整部民法典，大部分内容直接继受了《德国民法典》，而社会本位立法和平等原则立法则是继受中的发展与创新，典权制度的规定体现了继受中对传统民法的应有尊重。 民国民法典对《德国民法典》的继受，从民法法学理论和制度建设层面上看，是中国近现代民法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但从民法实施效果层面看，继受民法的实施空间和程度都极为有限，效果甚微。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吸取这次继受中的经验教训，我们要在当前民法典的制定中处理好：立法的超前性与平行性问题，国际性与本土性问题，专家性与大众性问题。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一部优秀的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