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苏轼为中心视角，以探讨苏轼在王安石变法前后的思想转变为目的，综合分析其家世、自身、政治背景、交游等各方面因素，以达到厘清苏轼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思想变化的内外动因，并细致展现其一步一步之变化过程，每一次变化，皆伴随以苏轼对王安石本人态度的变化，于是二人关系便在这不断变化中展现出来。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探讨苏洵与王安石关系，苏轼对王安石的初步印象可能便来源于其父，其父对苏轼的思想成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探讨《辨奸论》的真伪问题就成为了重中之重，经过考证，最终得出了《辨奸论》为苏洵所作的结论，为后来的立论创造土壤。第二节为苏洵与王安石交往时间考，细致的整理资料后发现，学界一致认同二人相会在嘉祐元年，但经过考证，确切时间是嘉祐六年，嘉祐六年方是苏洵与王安石关系的分水岭，尤其在考证送裴如晦出知吴江的宴会时间，通过之前学界未用过的《嘉靖吴江县志》将时间确定在嘉祐六年。第三节分析苏、王交恶的原因，首先是张方平对苏轼思想之影响，而最主要原因当是二人政治主张之不同，甚有针锋相对之意。第四节探讨《辨奸论》之影响与意义，《辨奸论》之出现也便意味着二人之仇怨已至无法可解之地步，便如鸿沟一般隔开二人，以至于对后来苏轼兄弟与王安石之态度产生了深刻影响，并贯穿一生。第二章主要论述“乌台诗案”之前苏轼与王安石之关系，此时期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这是苏轼与王安石激烈争斗的阶段，第一阶段为苏轼入京至王安石参知政事阶段，由于此时王安石尚未入相，二人之争斗限于“暗战”方式，互有抨击但属于政见之争，此阶段以苏轼的《进策》为主，对王安石之变法思想提出很大的疑问，所以此阶段可称为“矛盾蓄势期”，此阶段特点就是苏轼与王安石处在一种互有攻击，但尚在一种可控制状态，虽暗中俱有火气，表面上尚未针锋相对。第二阶段为王安石入相到苏轼出知杭州阶段，在此期间，由于王安石参知政事，他的政治主张也由政论而被定为国策，于是苏轼公开的猛烈抨击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以手中权力向苏轼报复，甚至不惜动用政治手段诬陷苏轼，这一阶段是二人矛盾的高峰期。第三阶段就是苏轼出知杭州至“乌台诗案”阶段，这一阶段由于苏轼远离了权力中心，所以苏轼只能以诗歌发泄牢骚的方式表达对新法的不满，相对于在京城时期与王安石的巅峰对峙，此时进入平缓期，但是在此期间苏轼之思想却有微妙变化，在实践中苏轼逐渐看见了变法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于是苏轼“因法以便民”。第三章是从“乌台诗案”到王安石去世，这是二人矛盾的缓和期，分为两节，第一节围绕“乌台诗案”展开，“乌台诗案”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让苏轼痛定思痛，于是苏轼在此期间表达了一些悔意，其中固然有无奈之举，更多的还是真心反省，这也是苏轼思想的变化期。第二节主要探讨金陵之会的意义，这是苏轼与王安石达成和解的重要一步，苏轼思想的逐渐转变为相会王安石提供了最有力的条件，于是二人达成初步一致，也成为后面苏轼维护某些新法的基础。至此苏轼思想完成了转变，由最开始的要求变革，到反对新法，再到初步认识新法，再到深深反省再到最后的维护变法，苏轼的思想完成了一个循环，但是这却是一个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过程，在变化中改变着与王安石的政治关系。第四章是后王安石时代，苏轼与其的关系，金陵之会的达成一致，苏轼便以旧党的身份维护了某些新法，虽然其中仍有对王安石的痛诋，但，却是非正常状态下的非常手段，并非是其本意，苏轼对王安石还是颇有钦敬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