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农村进入了后税费时代。国家对农村投入大大增加,各地农村大兴公共工程建设,出现公共品大量下乡的现象。但是灰黑势力涉入农村公共工程建设成为普遍现象。　　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定性研究揭示了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在乡村具体运行所遇到的困境。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制运作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以供给农村公共品,但公共品的外生型供给却需要面对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乡村社会以及基层治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农民利益诉求的增大和利益的固化、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治权治能弱化,尤其在公共品的供给结构中,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处于缺位状态,工程队与农民形成刚性对接,外生型公共品供给遇到了一系列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正式权力难以解决公共品下乡过程中与农民、混混的矛盾纠纷,使得公共品供给的协商成本、解决反对成本极高,甚至使得项目的实施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村庄的正式权力无法协调和消化二者的利益纠纷,以灰黑势力为代表的村庄非正式权力通过降低个体农民的反对成本、解决非制度化的纠纷、协助征地拆迁等,在公共品下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解决了公共品供给中的困境。　　正是这些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原因为非正式权力留下了正式运作的空间,形成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的治理新现象。非正式权力的正式运作解决了公共品供给在乡村运行的困境,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