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近代以来处于失语状态的东方文学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受西方和日本出现的“泰戈尔热”影响,20世纪初,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开始在中国传播并进而引发了中国的“泰戈尔热”。他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激活中国诗歌传统,促进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的作用。然而,当前学界的泰戈尔研究多集中在对他的个体研究,及其与中国个别作家的比较上。相对忽略了他对中国新诗的整体影响,他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的独特作用。鉴于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把泰戈尔与“五四”新诗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做宏观的、整体的观照,力图清晰地描述出泰戈尔影响中国新诗的独特面貌。 泰戈尔在现代中国的译介经历了:起步(1913-1918),繁荣(1919-1924),萧条(1925-1949)三个阶段。在20年代的“泰戈尔热”中,他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都被译介到中国来,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泰戈尔热”中,中国新诗获得了发展自身、丰富自身所需的艺术资源,许多诗人的创作中留下了泰戈尔诗歌的影响痕迹。泰戈尔对“五四”新诗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思想内容的影响。泰戈尔的思想颇为复杂,其中为“五四”知识分子普遍接受的是泛神论和“爱的哲学”。前者影响了中国诗歌的自然观,后者影响了中国诗歌的情爱观。二、诗歌体式的影响。“五四”时期泰戈尔被作为文体大家介绍到中国,其诗歌作品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体式的借鉴。其对“五四”新诗体式的影响,主要在散文诗体和小诗体上。 泰戈尔的诗歌在中国的流行,既是对新诗运动所造成的中国传统诗学的忽视与失落的一种弥补,又迎合了新诗现代化的诉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向西方学习的主导倾向下,泰戈尔向中国文学的渗透,对于完善“世界文学”概念,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容、体式,具有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