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改革自1986年正式实施以来，就一直是我国经济变革的重要一环，地位举足轻重。作为金融自由化进程的起点和核心，利率市场化体现了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核心内容包括金融交易主体享有利率决定权，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由市场自发选择，中央银行享有间接影响金融资产利率的权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末。央行对银行间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外币存贷款市场、人民币存贷款市场展开了一系列解除管制的措施：1986年率先解除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明确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可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定自由浮动。1997年放开了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紧接着是改革贴现市场利率，放开了贴现利率和转贴现利率。1999年开始初步尝试放开存款利率的改革，央行批准大额以上定期存款利率（标准是3000万人民币以上）双方可以自由商定。2000年至2003年是外汇市场改革，分别放开大额外币贷款利率（300万美元）和除英镑、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的之外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在2004年1月1日起，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开始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适用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到2倍，同时还取消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的上限及存款利率下限。2012年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期间多次调整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和贷款利率的浮动下限。直到2013年7月20日将贷款利率0.7倍的浮动下限正式取消。2015年10月23日存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上限也彻底解除。至此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完全实现。当利率市场化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金融机构是否从中受益，或者说受到了怎样的冲击，这是当下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因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缓慢，根据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的观点，在不发达市场的改革初期金融自由化会带来竞争加剧。在产权多元化格局下，银行业的风险被低估，特许经营权价值变小，使得银行不得不承担额外的风险，降低了收益的稳定性。同时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会导致金融市场波动幅度上升，不断的金融创新反而降低了行业透明度，再加上对银行经营行为和激励机制缺乏行之有效的规范和监督，等等问题会使得处于自由化进程中的银行业更加脆弱。中国商业银行近几年交了一份不太令人满意的成绩单，似乎正在向“金融约束论”的结果倾向。在2015年10月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正式放开之后，我国的以利率为中心的改革基本完成，那么这场改革的效果如何？我国的银行是否经受住考验实现了盈利模式的转变，这是本文要研究出的结论。本文基于利率市场化的角度来研究其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银行的经营发展状况可以从静态的经营水平（DEA效率）和动态的增长速度（Malmquist指数）两个维度来评价，二者结合分析有助于更清晰认识银行的经营水平和发展态势。研究对象是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共37个银行样本，运用非参数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测度银行效率及动态变化程度。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对为什么要研究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效率这一课题进行了选题说明，并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总结了前人的贡献和有待改进之处，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⑵对利率市场化内容及影响路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通过理论推导出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效率的回归模型，并且详细介绍了测算效率两个维度（静态和动态）的测量方法。⑶选取37家银行（包括5家大型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20家城农商行）作为考察对象。研究时间跨度为2009-2015年，从各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选取固定资产、利息支出和不良贷款作为DEA算法的投入变量；选取营业利润、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作为银行的产出变量，用deap2.1软件计算银行的年度效率值。对效率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分别从宏观、行业和微观层面选取了8个变量，包括货币供应增速、行业竞争指数、银行规模、资产配置效率（贷存比）、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稳定性（资本充足率）、创新程度（非利息收入占比）和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⑷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除了盈利能力指标ROE没有通过检验之外，其他指标都通过了10%置信水平的检验。其中利率市场化以及宏观和行业因子更是通过了1%的置信水平的检验。说明选取的宏微观指标确实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商业银行总体效率：利率市场化指数、资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占比对 DEA效率影响显著为正，宏观货币供应增速、Lerner垄断指数、银行规模、贷存比和不良贷款率对DEA效率影响显著为负。Malmquist回归模型中利率市场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项虽然都是正向影响，但没有通过检验。只有宏观货币供应增速、Lerner垄断指数、银行规模和不良贷款率拟合较好，且皆为显著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