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勒德·热内特(Gerard Genette)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互文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本性”,用于定义所有使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联系的内容。他将跨文本性分为五类:互文性、副文本性、元文本性、超文本性和广义文本性。“跨文本性”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见于萨拉米纳(Salamina)和塔坡蒂(Tapodi)。萨拉米纳不同于热内特及本论文对跨文本性的界定,将跨文本性和互文性看作两种翻译策略,塔坡蒂分析了如何解决五种跨文本性给翻译造成的问题。二人虽然将跨文本性运用于翻译研究,却没有明确分析文本中存在的跨文本性,以及如何解决翻译中的跨文本性问题。本论文基于前人研究,根据五种跨文本性,详细分析了哈罗德·戈达德(Harold C.Goddard)所著《莎士比亚的意义》第一章。作者在第一章中旁征博引,与许多其他文本产生了或显或隐的跨文本关系。利用“跨文本性”分析原文是为了明确它给翻译造成的困难,继而讨论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解决跨文本性问题。通过以上探讨,本论文发现跨文本性对翻译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考虑到这一限制因素,译者在文本被首次译介时应尽可能保留原文本的形式与内容,创造有价值的译本。如此,当原文本的超文本在翻译时,其译本可以与原文本的译本建立跨文本性的关系。否则,原文本有多少种超文本——无论是书籍形式还是引用形式-就会有多少种翻译。当原文本已有经典译本时,跨文本性也能为经典译本的复译提供新角度。在跨文本性的支持下,复译应尽可能使译本的内容与形式靠近原文本,进而为译本与其他译本建立跨文本性的关系提供可能。因此,跨文本性应是翻译中的一个限制因素,译者在翻译时要将其考虑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