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极端主义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社会安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更为值得警惕的是,极端主义作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的源动力,由其衍生的行为可能对社会产生重大危害。我国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反恐怖主义法》及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都囊括了极端主义的规定,这也意味着我国开始加大对极端主义的打击力度。为了准确、有效地“去极端化”,刑法中极端主义条款的相关解释和适用仍待进一步明确。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本文对刑法中极端主义犯罪的适用问题进行研究。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言部分对当前极端主义的研究状况作了概括性介绍。目前我国刑法界以立法动向的剖析及之后立法完善的成果居多,刑法中极端主义条款的具体适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极端主义条款的相应解释所得到的关注更为欠缺。引言还对对极端主义犯罪的研究意义和目标作了简要概括。第一章主要明确极端主义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首先,准确界定宣扬、强制手段具有重要意义,解释宣扬极端主义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制穿戴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恰当理解宣扬行为以及煽动、胁迫行为和强制行为是准确适用极端主义犯罪的关键之一。其次,极端主义作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不仅能对抗刑法体系的封闭性,而且也契合当前的犯罪构成体系的演进趋势,从而尽量消弭僵硬的法条与变动的社会间所产生的“沟壑”,更容易实现犯罪成立条件的实质化。同时,极端主义的理解以社会通念为判断标准,不仅对社会变迁做出灵活反应,适应社会中日益变化的正义观念,还能防止法官的恣意裁量。另外,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对责任主义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的冲击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第二章主要从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侧面和实质侧面对极端主义进行阐释和限定。一方面,划分极端主义的文义边界,明确其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的区别;另一方面,明确极端主义的判断标准,以外行人领域的平行判断为基准,兼以利益衡量为判断尺度,从而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中法律的安定性和适用的灵活性之间的统一。第三章主要探究制裁边界的确定,界分极端主义的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极端主义的适用应根据刑法和行政法各自相对独立的目的和体系给予制裁,同时,又应注意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衔接,保障法秩序的统一。首先,针对法律概念的解释,刑法和行政法运用解释所展现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刑法解释较行政法解释,将会受到一系列限制;其次,预防和应对极端主义所考虑的因素复杂,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分工协作就具有重要意义。为确保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其中不仅会涉及“犯罪化”的界限,还会涉及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能否合并适用的问题。第四章主要为具体罪名中极端主义适用的检视。泛风险化的社会态势导致了刑法泛化的客观事实,刑法借以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民众安全的价值追求,极易挣脱限制的缰绳,导致社会治理依赖于刑事立法的非理性扩张。此时,极端主义的具体罪名予以限缩解释应为一种趋势。不过,极端主义的适用也具有扩张解释的空间,当然有其不得已的特殊性,亦是一种例外,应仅限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