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发展不足并且很不平衡,各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不仅没有呈现收敛趋势,反而在进一步的扩大,这其中主要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这些差距是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原因、制度原因造成的。目前我国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政府理应承担历史责任。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央适时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促进地区均衡发展的战略,试图促进各地区协同发展。同时自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保持在50%以上,财权实现了上移,但是在事权方面,地方政府依旧扮演者广大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因此,中央展开了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将资金大量地划拨给地方政府,来缩减地区间的财力差距,以期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为检验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的政策效果,本文收集了全国31个省市从2000年到2009年的面板数据,展开计量分析,检验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程度,得出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带来经济类公共服务水平提高的同时,对非经济类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有限；而专项转移支付能够有效地提高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水平。本文进一步指出了当前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政治体制不完善、分税制改革存在的遗留问题以及相关转移支付法律不健全等。随后在影响转移支付分配因素分析上,本文的结论是转移支付的分配并没有向落后地区倾斜,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所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资金却越多,扩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另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分配上会有政治因素方面的考虑,会更多向少数民族地区拨付,体现了中央维持民族地区稳定的政策意图。针对目前我国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不足的问题,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要优化转移支付结构：(1)加大向中西部地区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2)取消税收返还等项目,规范现存的各类转移支付项目,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财政转移支付结构要与政府的意图相适应；(3)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律层次,通过法律规范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审批程序、测算依据等内容；(4)完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逐步实现使用因素法替来代基数法,引入各种能够客观地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差异的因素,透明地分配各项转移支付资金；(5)控制财政人口增加,特别是事业单位人口编制；(6)完善我国现有的财政分权制度,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理顺双方间财权与事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