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唐朝,最辉煌的时期即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盛世,然而唐王朝的中衰也发生玄宗当政时期。成就盛世,最大功劳应归于唐玄宗;衰落,罪魁祸首也在唐玄宗。我认为,历史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以史为鉴,见祸于萌。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自此玄宗所用宰辅再无忠直贤良之人,君臣尚沉浸于盛世之中,其实已隐藏着祸端的萌芽。本文以时间为轨迹,重点分析用人,兼论制度,以点带面,来观察玄宗为政思路的一致性和变化性。李隆基始终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用人只有一个原则,就是达到自己的目的。目的是稳定政局、巩固皇权,则任用姚崇、宋璟;目的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则任用张说;目的是搜刮民财,供自己威服四夷、享乐,则用李林甫、杨国忠。当发现所用之人与自己现阶段目的不相符的时候,必然就会弃之不用,如罢相张九龄。在玄宗看来,无所谓是善是恶,利用不同人达到不同目的而已,自己终究是赢家。然而赢家逐渐变成了输家,玄宗的目的逐渐变成了纵情声色,于是任用宵小,忽视了一点点积累的隐患。太多次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人一旦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祸事要比我们想象的来的快得多。反思、借鉴,思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如何避免相似的错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今日,我们理应居安思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