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例，从企业区位选择与被选择的视角，理解1998-2007年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通过建立基于城市特性、企业特性、产业政策等因素的面板回归模型，揭示了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对城市和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以外向型加工制造为主，其布局与改革开放的地域推进过程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都是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省份扩展，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个规模大且配套全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加工基地。1998年至2007年，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城市生产效率有所提升，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外高技术企业大量进入中国，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高。从空间格局上来看，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城市生产效率在整体上呈现出东部沿海高，中西部内陆低的格局。但近年来，随着重庆、成都、武汉、西安等一批内陆大城市的崛起，这一趋势有所改变，出现了沿海三大重点集聚区与内陆几大增长极“齐头并进”的均衡发展格局。　　企业区位自选择行为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同时，由于企业间和城市间异质性的存在，企业的区位自选择效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高效率企业偏好进入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对于城市0.5分位生产率和0.9分位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新兴制造城市的高效率企业主动选择效应更加突出，对跨国企业吸引力强的城市也存在更强的主动选择效应。低效率企业的退出空间相对更分散，低效率企业的被动选择效应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度集聚的中等城市更加显著。　　从城市的视角来看，城市对于不同类型企业的吸引和排斥，会对城市整体生产效率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不同类型城市的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也大不相同:(1)处于平稳发展阶段，生产效率水平高的城市，通常集聚效应、主动选择效应和被动选择效应都很突出;(2)处于扩张阶段，效率水平较高的城市，主动选择效应更强;(3)处于平稳发展阶段，效率水平不高的城市，集聚效应和主动选择效应更强;(4)处于扩张阶段，效率水平不高的城市，集聚效应和被动选择效应更强。　　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证实:(1)城市0.1分位生产率，存在较显著的被动选择效应，城市0.9分位生产率，存在显著的主动选择效应。城市地价的提高有利于城市中低分位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提高有利于城市高分位生产率水平的提高。(2)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生产率主要受到城市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成本、用地成本等城市特性、就业密度、区位商等产业特性、以及企业规模、经济外向度和所有制类型等企业特性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的生产率效应显著，企业规模越大，生产效率水平越高。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的注入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生产效率水平较低。　　进一步区分两种作用机制，发现:(1)劳动力素质和城市人口规模是影响企业区位主动选择效应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和企业的区位自选择效应的叠加，使得企业生产率对劳动力素质异常敏感，城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所有企业的生产率。城市人口规模与企业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城市人口的拥挤效应显著，当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规模的扩大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2)全体企业的被动选择效应都非常显著，其中，高效率企业受到区位商和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更大，低效率企业主要受到成本因素的作用。平均工资和地价都能够通过被动选择效应，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就业密度、区位商与低效率企业生产效率均呈现出U型关系，即只有当市场竞争程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就业密度和区位商的提高才能有效地发挥市场分类作用。　　在政策建议上，应一方面充分发挥企业的区位主动选择效应，通过吸引高效率企业带动城市整体生产效率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强化市场的分选作用，发挥企业的区位被动选择效应，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城市整体生产效率提高。首先，人才是吸引和留住高效企业的关键，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应加大力度从政策上吸引人才，从服务上留住人才，为城市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成为吸引高效率企业的城市“拉力”。其次，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加强产业链环节的甄别，以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带动本地企业，提升地区整体生产率水平。再次，应更加重视成本的积极意义，避免地方政府盲目拼招商浪费土地资源，避免大量低效率低附加值的企业进入市场，不利于城市的竞争力提升。最后，应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强化市场分选作用，重塑我国企业的竞争意识，通过市场企业的优胜劣汰，最大限度地保证城市中企业的质量，进而保证城市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