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作为维护公共利益、担保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从其本质看,行政处罚是通过权益的减损或者义务的增加来惩罚违法行为人,是对行为人施以不利责任后果,应当严格这一责任构成要件。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主观过错是否应纳入行政处罚构成要件、采用何种归责原则存在争议,2021年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新增了“主观无过错不处罚”规定,对这一争议给予了回应,明确了主观过错作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要件的地位,确立了主观归责原则,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是“规范责任论”和“控权论”等法律基础理论的要求,也是实现人权保障、过罚相当和教育目的的需要,有利于公平正义,符合立法潮流。“无过错不处罚”之新规固然是处罚制度的巨大进步,却也存在立法模糊、难以适用等问题。立法宜明确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并通过处罚幅度对二者加以区分;对于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事实认识错误和违法性认识错误,应与主观过错相区别,对事实认识错误不阻却过失,违法性认识错误则基于其能否避免认定行为可责性有无及大小。新规确立了过错推定的适用方式,但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倒置,而是应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进行责任分配,给予当事人自证清白的权利;相比修订草案,新规对当事人无过错证据增加了“足以证明”限制,实践中可根据个案情况选取不同证明标准,参考法定证据要求,从证据证明力大小,判断证据是否达到“足以证明”的标准;考虑到行政效率需要,行政机关宜通过结果导向和经验法则对行为人过错进行证明和推定。对新规开辟的“法律、行政法规”之例外规定,既可解释“过错”作为处罚裁量要件,使之涵摄于主观归责原则,也可限缩在食品药品生产、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可能对人民生命财产、社会环境造成极恶劣影响的特殊领域,以严格公共利益保护。因此,完善主观过错条款,不仅要对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进行立法修订,制定裁量标准、探索免罚制度;也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监督,明确执法机关义务,落实好执法主体教育引导责任;在司法裁判中,则宜通过归责原则、涉案证据和推定过程等事实审查,判断处罚结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通过以上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调整,使主观过错要件价值在未来得以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