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类问题由来已久,词类等语言范畴的研究甚至被誉为语言学中的“上帝粒子”研究。由于缺乏丰富的形态标记和变化,现代汉语等上千种分析语的词类范畴化更是堪比语言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其中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的概括词因转类而引发的语法多功能现象(兼类现象)最具争议。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理论的不成熟直接导致了汉语/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的种种矛盾与困惑,严重影响了汉语/汉英词典的质量和第二语言学习效率。近年来,汉英词典词类标注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词类问题,尤其是概括词的兼类问题仍是一大热点和难点。《汉英翻译大词典》(2015)是一部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双语词典,其原编《实用汉英翻译词典》(2001)于2003年获第五届国家辞书奖。至今,对《汉英翻译大词典》(2015)的调查仅有一例,其词类标注研究一片空白。鉴于此,本文以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为指导,基于自建的“《汉英翻译大词典》(2015)词类标注数据库”,借助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简称“CCL语料库”),对《汉英翻译大词典》(2015)兼类词表征策略进行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本文兼类词表征策略主要指宏观结构上兼类词的数量、比例以及兼类词内部结构,微观结构上词类标注的充足性,译义中语言对应词、言语等值词与源语词词义及词类的一致性,以及具有对称语义关系的条目在词类标注和义项设置上的对称性。研究发现,《汉英翻译大词典》(2015)兼类词表征策略成绩与问题并存。宏观结构上,该词典完全成词条目中兼类词数量(3770)与比例(6.01%)较《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均略有增加,但其数量明显少于《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兼类词内部结构优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但劣于《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第二版);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相比,兼类词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分别为6.01%和10.48%。结果显示,《汉英翻译大词典》(2015)虽扩大了兼类词标注范围(与《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相比),但该词典所展示的兼类现象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不完全相符,反映出现代汉语兼类研究中的理论偏差和实践冲突。微观结构上,该词典兼类词的处理大体遵循了“对称性原则”和“词类对译”原则,但矛盾之处仍存在,且存在人为漏标词类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固守“兼类要尽可能少”的“简约原则”,人为减少现代汉语兼类词数量;未充分意识到词类的本质及其在言语层面句法中与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的两种词类范畴化,从而误用一阶逻辑及词类判断标准和程序,忽略基于语料库的使用模式调查。本文从新的理论视角对《汉英翻译大词典》(2015)兼类词表征策略进行了全面系统考察,不仅有助于改善汉语/汉英词典编撰质量,也有助于深化现代汉语等分析语词类范畴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