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向来十分强调运用宏观调控对经济结构进行引导和调节。在承认宏观调控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看到当前宏观调控运作失范的客观事实。无疑,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制资源供给过少。强化法制的策略事实上意味着法治秩序的引入。事实上,宏观调控程序法治化的命题并非是“法律万能论”下的冒险作业,也并非对尊重市场自发秩序、恪守权力底线这一原则的反动。宏观调控法治化具有“严格规则模式”和“合理程序模式”两种路径,由于宏观调控本身的专业性、复杂性,前者难有发挥的有效空间,而程序构造可以预设授权、控权、推进经济民主、增强调控效果等价值,同时避免“相机抉择”的过度干扰,因而是实现宏观调控法治化的主要方式。宏观调控的程序主要包括决策程序、执行程序、监督程序、后果处理程序,这些程序的法律化既要尊重既有调控的体制和格局,又需重点扩大民主、公开等原则的运用空间。在后果处理程序应当特别强调宏观调控的诉讼程序。应当承认宏观调控具有可诉性,即可以通过诉讼程序对宏观调控责任予以追究,保证权责一体的贯彻。和传统民事、行政诉讼以私益为导向不同,公益诉讼突出强调了对公益的保护,因而和宏观调控纠纷诉讼具有高度契合性,从而最有可能担当这类纠纷的司法诉求。宏观调控公益诉讼的构建应主要从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裁判制度等几个方面着手,以强化公益的有效、及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