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中国近世“最后一位国学大师”，著作等身，兼涉四部，其国学成就在近世罕有匹者。难能可贵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各层面逐步西化的历史趋势下，在中国学术界主流以西方学术标准衡量、质疑、抨击中国文化传统的时代潮流里，钱穆先生反唱中国文化不拙于西方文化，自始至终对中国文化传统怀持“温情与敬意”，并以其毕生精力与全部心血投入到为往圣继绝学，接汇传统学术内在精神血脉，使之与当下境况贯通整合的时代使命中。其一生对中国文化之最大贡献亦在于此，即“指示我们怎样去认识中国的文化系统及其流变”。1除了学术成就硕果累累，钱穆先生在教书育人上亦桃李天下。从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再到大学教授、香港办学，他一生教学长达75年。正如他在素书楼的最后一课中所讲的“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2可以说，钱穆一生教学就是在教导我们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目前国内研究钱穆历史教育思想的文章已有数篇，这些文章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隔断钱穆历史教育思想与其儒学思想的联系，从而对其历史教育思想的论述有失偏颇，二是将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育思想相混淆，误把其史学思想做为历史教育思想。钱穆先生一生信奉儒学思想，他的生平活动就是在践行儒家士君子的标准，他的一生教导亦是要我们做一名士君子这是理解钱穆先生教育思想的关键，同时也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旨所在。本篇论文即是在前人研究钱穆先生历史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把其儒学思想与历史教育思想相结合，从儒家思想的角度重新阐释钱穆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