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边口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九边图系列舆图,绘制了九边各镇的军堡、驿站等建置,并标注了相邻建置间的距离。通过图文对比,考证此图绘制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四十七年（1619）。此时,建州女真崛起,兼并多个部落,夺得辽东多座城池,而明朝正处于衰落时期,无法在军备、政策、人才上给予前线足够的支持,在辽东战争中节节败退。而鉴于辽东作为京师左肩的重要地位,明廷不得不增兵支援,但随着战情恶化,所增兵、马、工匠越来越多,其余各镇本就自顾不暇,加之蒙古部族趁机侵扰,导致各镇面临防御困境,调度矛盾逐渐突出。《北方边口图》便是绘于此种情形之下。《北方边口图》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图中线路的绘制,考察发现此图线路整体上遵循了明末九边的防御体系,参考防御对象的入侵线路,注重各镇军堡间的协调和统筹。蓟州镇的线路呈现出十二路配合防御的特征,宣府、大同、山西线路的绘制综合考虑了各堡所属分路及蒙古的南下路径,延绥、宁夏、固原线路体现了三镇协同防御的特征及对缘边、次边防御思想的运用,甘肃镇则由于地形特殊,其线路更多呈现出顺应地势蜿蜒而绘的特点。以上各镇线路所呈现的特征在隆庆、万历时期已基本稳定,而作为战争前线的辽东镇,则参考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的四条进攻路线,对防御方式进行了更新,体现了明末北方边疆上重点防御对象由蒙古转向女真的时代特色。作为明代后期的九边图之一,《北方边口图》展现了明朝万历末年九边各镇防御思想的延续与转变,尤其对研究明末辽东局势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