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转变,我国在深化行政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改革后,城管部门开始拥有了执法的自主权,但在某些专业领域仍需联合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共同解决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城市规划认定函复行为,产生于改革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背景之下,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应行政执法部门的函请对相关建筑设施的性质和合法状态进行界定并函复给城管部门,并最终由城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并予以执行。鉴于规划主管部门的函复行为对城管部门最终处罚决定的作出具有重要影响,行政相对人能否针对认定函复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在审判实务中仍存有争议,各地法院裁判存有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规划认定函复行为的属性界定不尽相同。故而在分析函复行为相关特性的基础上,对规划认定函复行为的法律属性尝试新的架构,采用“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原则,厘清不同情境下规划认定函复行为的法律属性,并以此为基准,以函复行为主动“外化”送达行政相对人的形式标准和函复的内容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实质标准两个层面,构筑规划认定函复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标准,形成“一般案件原则不可诉,特殊案件例外可诉”的裁判模式,明晰此类案件的审查强度与裁判形式,形成较为系统的司法审查规则,有效避免同案不同判的司法裁决,维护司法公正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以此来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为营造规范、有序的城市规划管理体系提供良好的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