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高行健讨论1980年代中国的“现代派”。 由于其群体特征的模糊，以及范围的广泛——包括了创作、理论、翻译、文学教育等多个方面——本文将“现代派”视为一场文学运动，一篇硕士论文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而高行健以其多维度的文学活动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使我们得以细察其知识谱系、文学实践和意识形态(的至少一个方面)。 本文尝试作家论和文学史相结合的写法，打通作为个人的作家与(文学)历史的关联与互动，将高行健放入整个当代文学史中予以定位，勾勒他与文学史、文学体制的互动关系，他的个人主义的主体想象，以及其中的西方主义幽灵。 “现代派”在与主流文学成规的竞争中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并迅速创造了新的文学力量。形式创新是其最大的特征，一方面为当代文学文体的解放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得以回避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一种“纯文学”的观念由此形成。 然而，这一“去政治化”的“纯文学”观念自身却发展为另一个文学体制。在本文“再政治化”的阅读策略下，我们发现“现代派”的“纯文学”背后是建立一种新的主体性的要求，这个主体是一个脱离了原有归属关系的个人，承载了一种关于“自由”的想象，独自式的内心叙事是这个主体的最重要的叙述形式。 吊诡的是，这一个人却是建基于西方的知识谱系之上，而且，主体在拒绝了政治的干涉的同时也拒绝了外部的现实世界，内心的开掘所形成的独自文体使主体丧失了与他者对话的意愿和能力，从而使丧失了归属的个人趋于抽象和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