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既为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也为我国宪法所规定，还受我国刑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保护。但我国《民法通则》对之规定却失之阙如。《民法通则》虽无明文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通讯秘密作为具体的民事权利予以否定，这属于民事立法的疏漏。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过去资讯业欠发达，通讯秘密法律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力度不够。拟提交立法机关讨论通过的《民法典》草案第四编人格权法第28条对自然人、法人的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弥补了《民法通则》对通讯秘密保护之不足，这是通讯秘密民法保护的里程碑。 本文强调通讯秘密民法保护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认为通讯秘密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不受非法侵犯的，利用邮政、电信、网络等通讯载体传输，并经权利主体采取保密措施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信息。对通讯秘密以其载体为标准，可以分为邮政通讯秘密、电信通讯秘密和网络通讯秘密三大部类。非法开拆他人信件；非法检查、扣留、隐匿、毁弃他人信件；非法窃听、截取他人电信通话内容；非法进入他人电子邮箱、入侵他人网络等，即为公民、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对通讯秘密侵权之典型。对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通讯秘密的民法保护，还涉及到政府行使通讯知情权和民事主体通讯秘密权保护的冲突，涉及到公司(企业)雇主利益保护与工作场所雇员的通讯秘密权保护的冲突问题。对这些权利冲突的平衡，本文亦作专题论述。 笔者突破传统人格权研究理论的视野，借鉴宪法学、行政法学和刑事法学研究成果，从比较法的角度对通讯秘密在理论和制度的层面进行研究，认为通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讯自由具有宪法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双重属性，属于人身自由权的精神自由范畴，属于尊严型精神人格权。而通讯秘密权是通讯自由的延伸和底蕴，具有人身性人格权和财产性人格权的双重属性，是通讯自由民法保护的现实基础。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建议将通讯自由引入民事权利保护体系，与通讯秘密并列保护。认为通讯秘密具有特定性、秘密性、价值性和合法性的特征，是隐私权的下位概念，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同样适用对通讯秘密的保护。但隐私权的民事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通讯秘密的民事主体可以是自然人、法人，还可以是合伙等其他民事主体。通讯秘密权由通讯秘密保持权、利用权、支配权和救济权构成，具有相对独立性，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民事权利体系，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与隐私权、商业秘密权竞合，并与知情权相对应，需要通过完善隐私权、知情权、人格尊严、商业秘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制度进行民法保护。对通讯秘密侵权的救济，笔者认为与隐私权保护、商业秘密保护竟合。但又有其独立性，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通讯秘密的侵权，可以适用《国家赔偿法》。建议扩大通讯秘密民事主体范围，不仅包括自然人、法人，还应包括合伙等其他民事主体。重构法人分类，对法人的通讯秘密，应实行分类保护，并承认对法人通讯秘密侵权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笔者检索国内外大量文献，鲜见对通讯秘密的专题论述，盖因传统理论认为通讯自由乃是公民基本权利为宪法所调整，通讯秘密属于隐私权范畴，关涉个人隐私、名誉，似无专门研究之必要。笔者怀惴惴不安之心，尝试通过公法和私法的贯通对通讯秘密之论述，为求大家之方正，以作攻玉之所用，为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的理解作注脚，从而更好地对通讯秘密进行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