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劳动教养制度这一在我国存续了50余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正式废止,虽然其固有弊端随着该制度的废止而消失殆尽,但是其原所调整的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却不够刑事处罚的以及轻微犯罪行为人却从此失去了法律约束,导致我国治安管理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出现了法律空隙。《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在当前形势下,无疑应当作为替代劳动教养制度并填补该法律空隙的不二选择。《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肩负着摈弃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衔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空隙的重大责任,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意义、立法方向、主体、执行以及该法的救济途径着手,阐述了对该法进行立法的主要观点。第一部分从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治安管理处罚与刑事处罚之间出现法律处分空隙着手,详细阐述了劳动教养废止后的益处和弊端,以及产生的遗留问题,并对为什么《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是弥补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法律空白的最佳选择进行了论述。第二部分从明确该法的立法方向着手,从该法的总体立法方向、法律属性和法律原则三个方面,对该法进行了定位,阐明了该法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具备的特点和遵从的法律原则。第三部分从明确该法的主体方面入手,从纠正劳动教养原有适用对象过于笼统的角度出发,明确了该法的常见适用对象和不应当采取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对象,同时对该法的实施主体及其职能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从该法的执行部分的构建出发,对教育矫治的期限,以及可以采取的教育矫治措施进行了重点阐述,要求在限制自由裁量的前提下,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加以限制,并构建了独具特点的教育矫治措施。第五部分明确了该法在立法时应当考虑的救济途径,尤其是将劳动教养制度中原有的聆询制度加以改良后纳入该法立法当中,同时以复审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加以保障,充分保障被教育矫治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