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存的张东荪研究多将他当作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加以研究。相对忽视他与广义的社会主义传统(同时包括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它们之问有着复杂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有着十分紧密而复杂的联系。本文将张东荪放入这一广义的社会主义传统中来理解他的思想与活动,将他视为一个社会主义传统之内的自由主义者,甚或自由主义传统之内的社会主义者。并以此重建二十世纪上半年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共通的问题与心态语境中的一些相对关注不多的面相。　　张东荪从民初以后四十年中一直是中国西学的主要输入者之一,并是活跃的政论家。他对民仞共和有着多方面的参与,认为民初尝试共和的失败就在于未能形成一个具有合道性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势力,并认为只有真正完成“造社会”的事业,才能为中国的共和奠定基础。　　张东荪随后虽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但是与“新青年”群体不同,对传统思想抱有“不骂不破坏”的态度,认为破坏与建设是同一件事,要以建立正面的新文化来真正代替传统,而非如“新青年”群体一样首先致力于破坏传统而非建立新文化。他虽与梁启超等人接近,但一直持“不党”的主张,是研究系群体中相对梁启超最有独立性的人。他在1920年底主张增加富力并反对谈社会主义,由此引发社会主义大论战,但他的这一主张却不是听梁启超的“将令”的结果,也非之前在内地旅行时看到内地贫困而引发的观点,而是受到了当时罗素主张中国应先增加富力的直接影响。　　张东荪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反对以一党专政为最显著特征的俄国道路,而他之所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主要就是出于论战中反驳布尔什维主义的考虑,而非他真正无保留的信仰该主义。事实上,他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实现有着很大的保留。另一方面,在此次论战中,是张东荪而非反对他的共产党人更接近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作用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的看法,并且在中国社会主义传统中,是张东荪等人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位置与作用以及中国资本主义阶段是否能够跨越这两个重大的问题。　　张东荪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虽然表面上支持张君劢,但他对于科学的性质以及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的看法,却更接近丁文江而非张君劢。既存研究将张东荪视为是一个西体中用论者,而本文则揭示出这种理解没有能够把握住张东荪思想中中国与西方两个思想传统的关系,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都认为“体”是一元的,而张东荪则认为西方思想中存在着对立的两元——希腊传统与希伯来传统,他主张要将西学整体接入,与中学构成二元对立关系,并以儒家作为内心修养的准则,可以说是一种在承认“体”的多元性前提下的“中体优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