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政府对商事主体的监管主要出于三重目标:维护和保障公共利益;保持市场中资源运作效率;以及推动政府行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国家监管职能的有效“规制治理”应当尽可能实现三重目标之间的平衡。但网络平台企业尤其是大型平台企业的出现使得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资源要素的流动以及行业发展的逻辑都发生了改变。根据对我国网络市场规制历史进程与主要城市的政策文体分析发现,对网络平台企业的监管普遍存在规制能力不足、规制偏好不稳定、规制强度缺乏弹性等方面的问题。而重构针对平台企业的监管体系,则需要重新界定“公共利益”的边界。为此,本文把新公益性规制理论引入平台企业监管领域,试图通过剖析网络平台企业区别于普通商事主体的差异化特征,来拓宽公益性概念范畴,并通过规制能力、规制偏好以及规制强度三重维度,重新实现监管部门在公共利益、市场效率和行业政策三个方面的目标一致性。文章结合阿里红盾云桥、美团政企通、拼多多“智慧治理”等案例,具体论证了以拓宽公益性范畴来优化规制强度弹性;技术、法律能力的补充与规制能力的复合;平台责任的再界定与规制偏好的稳定性等路径的探索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