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该制度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制度设计者希望人大代表能够为人民群众发声,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县及县以上的人大代表发挥作用较大。乡镇人大代表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部分偏远地区的乡镇人大代表几乎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少数以企业家身份当选的乡镇人大代表甚至会出现“公益性”消解“代表性”的行为。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部分企业家身份当选的乡镇人大代表会出现“公益性”消解“代表性”的行为,代表行为与社会资本之间有何关联。本文试图将社会资本视作影响代表行为的重要因素,尝试进行社会资本与代表行为之间的分析。本文从乡镇人大代表当选初期、中期、后期的代表行为出发,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运用到代表的行为分析中,讨论社会资本的性质变化对于乡镇人大代表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第一阶段:在当选初期,乡镇人大代表在乡村社会具有高包容性的社会资本影响下产生了平衡型的代表行为,即其实现了选民与党支部之间的双向代表;第二阶段:在当选中期,乡镇人大代表在存在于行业协会中、具有高排他性的社会资本影响下发生了偏好的转变,即代表行为开始出现变化;第三阶段:在当选后期,乡镇人大代表“公益性”消解“代表性”的代表行为最终实现。研究发现代表作为独立的政治个体,其内在属性、偏好会影响代表行为。我国现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足及制度间的漏洞为乡镇人大代表行为的变化提供了空间。社会资本性质的变化伴随了代表行为变化的整个过程。在不同性质社会资本的影响下,代表可以实现不同的代表行为。在一定的限定条件下,包容性较高的社会资本更容易使代表产生具有代表性的参政行为。在排他性较高的社会资本影响下,代表易产生自利性较强的个人行为,个人行为的转变也会导致代表行为的转变。乡镇人大代表利用排他性较强的社会资本实现了其与县乡党委干部的互动。尽管社会资本对于代表的行为有重要影响,但社会资本也必须在制度规定的范围中运作。笔者认为,在组织内部排他性较强的社会资本的影响下,代表会产生自利性较强的偏好,这种偏好会影响代表的个人行为,其个人行为会表现出非常强的自利性。在现有制度的影响下,代表的代表行为会带来公益性增强,代表性降低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