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国民政府为了应对中共、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略调整。事变前的国民政府的策略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比如重创红军、成功打压十七路军和分化东北军,但是忽略了三方寻求新出路的决心,尤其是未能对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频繁联络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蒋介石忽视了张学良抗日保军的决心,在此期间虽然抓捕东北军、十七路军中的抗日进步分子并亲赴西安督战,但这些措施未能缓和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反而进一步激化,最终引发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政府首脑被扣押,国民政府及时应对国内外的各种压力,稳定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局势,将事变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各政要在私下奔走联络的过程中形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两派,主战派在正式会议上掌握了主动权,通过武力施压,表明了强硬态度;主和派在事变初期就主动与张学良、杨虎城对话,主动采取协调策略,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战派与主和派虽然在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这也是国民政府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用军事行动进行武力威慑的同时不放弃和平解决。两派都是基于营救蒋介石、维护政府威信这一出发点,共同参与国民政府的策略制定与调整。蒋介石在回到南京后,清楚地认识到需要调整以往的策略,在对“三位一体”的新的认识上处理陕甘善后事宜。蒋介石认为必须要瓦解“三位一体”,瓦解这个联合的第一步就是解决实力最强大的东北军,通过会审扣押张学良并以张学良为质要求东北军服从国民政府善后方案;面对态度强硬甚至不惜一战的杨虎城,国民政府重点打击十七路军,并成功分化十七路军各部,迫使杨虎城妥协;中共未曾参与发动西安事变,因此国民政府采取孤立策略,尽力敷衍,让中共在国民政府处理善后事宜的过程中保持中立,国民政府也得以集中精力制定瓦解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针对性策略。国民政府的各项策略成功让东北军产生内讧,杨虎城也接受撤职的决定,“三位一体”就此瓦解,东北军东调、十七路军被撤销,随后两军被整编成为国民政府的抗日力量。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正式决定允许中国共产党在改制改编后加入国民政府统一领导,这体现了国民政府长久以来坚持“剿共”策略的调整,为国共联合抗日奠定合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