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造城模式”和“工业园模式”共同推进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集聚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GDP增长,但是政府凭借行政力量大操大办,严重妨害了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其结果是部分欠发达地区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程度远远跟不上空间扩张,集聚经济陷入低效化粗放型的发展瓶颈。这一现实问题暴露出理论与实践对空间集聚的认识不足,忽略了空间集聚的基本规律与属性,尤其是效率属性。因此,本文以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选择为线索,解释具有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以及制度约束对其的影响,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不仅进行数值模拟验证,而且从中国企业和人口空间集聚以及协调发展的角度提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的实证分析。这一研究对于认识中国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特征、把握空间集聚发展的基本规律、合理促进城镇化与产业经济发展以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参考价值。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分析不同效率属性的空间集聚形成与演变机制,发现:(1)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模型同样具有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一般特征,即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循环因果关系、内生的非对称性、突发性集聚以及区位黏性。(2)高、低技术企业在价格指数效应、本地市场需求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的影响下在地区之间流动,而且高、低技术企业具有不同的流动选择,高技术企业对技术竞争更加敏感,低技术企业更加依赖劳动力资源;普通劳动力在自身异质性偏好以及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下流动。(3)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会影响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随着贸易自由度改变会出现决定企业集聚与分散的突破点和持续点,突破点和持续点受到工业品效用权重、普通劳动力对地区异质性的偏好、工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以及经济体普通劳动力比重等经济条件的影响;贸易自由度变动对普通劳动力影响取决于贸易自由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合力。(4)企业与劳动力的空间选择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仅劳动力的流动依赖于高、低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而且高、低技术企业的流动与集聚受到普通劳动力的异质性偏好以及普通劳动力与企业家占比的影响。第二,通过异质性企业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的拓展模型,指出地区政策和户籍制度对企业与劳动力集聚具有重要的政策效应。(1)鼓励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促进地区集聚具有积极意义,但限制普通劳动力流入的管理政策对经济集聚发展具有消极效应。(2)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促进人口城镇化以减速度递增的趋势,有助于缩小阶级收入差距;同时户籍制度改革效应对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效果受到了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以及贸易自由度的制约。第三,基于异质性企业空间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统计与实证结论如下:(1)中国产业空间集聚度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中国产业经济呈现出由东向西阶梯型递减的非均衡分布特征,而且传统工业和流通部门的规模与分布范围都远远超过了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二是虽然传统产业集聚测算指标显示绝大多数产业的产业集聚度呈现上升趋势,但考虑到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多数产业地区聚类集聚程度没有变化或下降了。三是制造业次级产业中,以资源开采或加工类产业为代表的低技术或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度提高,但中高技术产业出现了扩散的趋势。(2)通过分析2003-2011年行业数据,验证了异质性企业集聚是造成中国集聚规模提高但集聚效率低下的原因。具体来说一是从产业专业化集聚的角度验证了越是技术水平低的产业越容易受到优惠政策刺激而集聚发展,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特征;二是从地区制造业多样化集聚的角度,证明了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虽满足倒U型曲线特点但是位于集聚效率随规模增长下滑的一端;水平中等的中部地区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现正U型曲线并位于拐点右侧,崛起势头良好;西部地区集聚规模不足导致集聚效率提升潜力较好。(3)进一步在异质性企业集聚理论指导下,分别利用2008-2012年全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和2005-2007年通讯电子设备制造业微观数据分析了异质性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指出市场需求、市场竞争、财税政策与户籍政策是影响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进而影响空间集聚效率的重要因素。第四,基于人口集聚的层面考察中国空间集聚效率,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人口分布、流动与集聚特征是:一是中国呈现出人口密度自东向西阶梯性递减的“带状”格局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块状”集聚特征。二是中西部地区人口不断向东部人口集聚地区流动。三是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劳务输出大省和劳务输入大省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四是东部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形成了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但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分别面临着人口集聚不足和经济集聚不足的客观困难。(2)按照理论模型所提供的结论,利用2000-2011年长三角城市数据验证了企业空间分布与城市公共投资、城市旅游发展水平、城市绿化水平等影响人口异质性偏好的因素,都是影响城市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同时深化出口开放将放大企业对人口的吸纳能力。(3)在人口空间集聚中人力资本越多,人口空间集聚效率越高,因而以人力资本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空间集聚效率的影响因素:财政对教育的人均投入、中高等院校规模、第三产业占比、工业化和城镇化都对地区人力资本培育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包括市场潜能、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条件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地区人力资本就业规模。这折射出人才不仅在于培育,更在于“吸引与利用”。另外,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制造业FDI空间集聚促进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增加,服务业FDI空间集聚有助于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中国空间集聚效率提升。第五,基于中国产业-人口-空间协调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空间集聚效率,具有以下三点特征: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以产业发展为主要驱动力,人口与空间系统开发相对滞后的特征。二是中国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协调水平不高,尤其是产业与空间两两协调度偏低,直接拉低了空间经济协调度与集聚效率,这也反映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不当。三是东部地区各省市产业-人口-空间系统协调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这一差距表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本研究的启示是,尊重市场规律,转变政府职能,促进资本与人口自由流动,提高空间集聚效率,同时合理引导经济要素向更广的内陆地区转移,还要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发展,推进经济、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真正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一启示会在对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人力资本开发战略、新城镇化战略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方面产生较强的政策指引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