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奇迹式”增加,但也为此在生态环境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现阶段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如何借助经济手段有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了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为了更好地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展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我国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自2008年起,我国于国家层面以及地方层面开始探索生态转移支付,资金投入总量和补助范围逐年增大,成为了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最主要的落实方式。随着生态转移支付相关研究工作的展开,社会各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目前,我国针对生态转移支付的学术成果主要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对象,或是围绕横向生态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展开,有关地方生态转移支付的研究相对较少。浙江省作为我国首位开展省对县(市)生态转移支付的省份,在研究地方生态转移支付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浙江省包括富阳、桐庐、临安等在内的38个首批参与地方生态转移支付的县(市)为例,探讨浙江省生态转移支付是否有效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的政策目标。本文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本文开展的理论基础部分。第一章从当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现实矛盾以及我国的发展战略出发,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内容和方法等,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文献的梳理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出国内在地方生态转移支付的研究上仍留有缺口。第二章首先对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转移支付的概念做出了解释,其次结合生态价值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探讨了实施生态转移支付的重要性和内在机理。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主要是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浙江省为例,通过相关政策文件的内容介绍和对比,刻画了我国纵向生态转移支付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进展。第四章首先是以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以及工业烟粉尘的人均排放量为基础,利用熵值法测算了浙江省38个县(市)2009-2013年的生态环境指数,其个体均值的统计性分析反映了多数地区生态环境水平仍有待提高的现实情况。其次,提出了实证分析的三个研究假设,并据此将生态环境指数和人均生态转移支付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人均生态转移支付和地方环境支出的交互项作为中介变量,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化率、城乡收入差距、人口密度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接着,借助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生态转移支付的环境保护效应以及地方政府自身环保努力程度对该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全样本和地区分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资金的投入有助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但总体效率不高;地方政府自身的环保努力仅在高财政自给率的地区分组中对生态转移支付的实施绩效有促进作用;高财政自给率地区生态转移支付的环境保护效应更为显著。上述实证结果也通过稳健性检验得到了印证。第三部分为第五章,是本文的总结和政策建议部分。根据对浙江省生态转移支付环境保护效应展开理论和实证研究后所得的结果,本文认为,在明确实施生态转移支付的确能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基础上,应通过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结合研究结论和政策实践进展,本文提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地方生态转移支付的实施效果:(1)加大资金补偿力度,优化资金分配方法;(2)完善资金的监督和绩效考核办法,提高政策的激励作用;(3)加快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区域协同治理能力;(4)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