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大国治理问题不仅是学界、政界甚至一般民众倍感兴趣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这种崛起受到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快速的经济发展和良好的国际环境等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国内的治理结构是否合理和完善。那么,一个大国具有何种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并长期维系良好的治理绩效呢?本文认为,从大国自身特征和治理内在需求的角度出发,大国的有效治理应该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轮驱动”的基础上,即大国的治理结构应该是由两套具有不同性质、目的和行动逻辑的治理体系所耦合而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耦合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的耦合性有强弱之分,它主要体现在以国家(或中央政府与精英)和社会(或地方政府与民众)为主体的两套治理体系之间相互认同、嵌入和渗透的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同它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是大国实现良好治理绩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之,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则不利于良好治理绩效的实现,甚至会导致治理危机的不断累积和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上述命题和假设要想得到证明,就必须建立在对大国治理结构的构成和特征深入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因此,笔者通过选取古代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大国一—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作为研究案例,以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尝试去证明上述命题和假设,这种证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去解释和分析“双轮驱动”对于大国有效治理的关键性意义何在。就中华帝国而言,它是古代世界中极少数实现了长期有效治理的大国,而罗马帝国在治理绩效上就要差很多。为什么两国在治理绩效上会存在重大差异呢?本文认为,中华帝国的长期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权-官僚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家族、宗族和村落等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之间实现了强有效的耦合,即是一种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而罗马帝国的治理不力和失败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皇帝和军队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由行省和自治城市等构成的地方治理体系之间的弱耦合性,即是一种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这就是说,大国的治理结构的耦合性强弱程度会对它的治理绩效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大国在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以及对环境的适应性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这意味着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总之,一个大国要实现并维系长期的有效治理,就需要将其治理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强耦合的基础上,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为大国治理与成长提供强大的动力资源和制度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大国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如何在国家控制与社会自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无疑是大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经验。本文最后对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方面应该对中华帝国等大国的治理经验与历史遗产进行选择性开发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应该通过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重建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社会的成长开拓新的空间,从而建构起一种国家与社会双重治理体系之间强耦合的新型治理结构。建构这种结构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应该建立在“双轮驱动”这种有力而稳固的基础上,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长治久安最为现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