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和《红字》中的白兰·海丝特,有着相似的经历:面对不幸的婚姻,她们都选择了红杏出墙的道路。但是两人的命运则大相径庭,一个成为了十恶不赦的淫妇,一个则是真、善、美的化身,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 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他的道德观念、价值判断、女性观等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施耐庵没能摆脱禁欲主义的态度,在他的笔下是一个被理学扭曲的人的世界,完全否定情欲。霍桑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深受清教思想影响。他的宗教情怀使他认为海丝特的通奸行为是罪恶的,是情欲泛滥的结果。文艺复兴以来的对爱情的肯定和人性的歌颂又让保守的他对海丝特的行为有着认同感。 两位女性不同命运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中女性地位的低下,“红颜祸水”思想的泛滥和人们对爱情的忽视,都是导致潘金莲悲惨命运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以道德代替宗教,伦理道德成为了中国文化追求的最高目标。潘金莲的种种行为违反了伦理道德,因此她的行为得不到文化的丝毫同情与认同。西方文化传统中女性的地位和处境要比中国女性好一些。无论是古希腊传统还是希伯来传统中,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西方文化中有着重视爱情的传统,肯定和赞美情欲生命的强度。更为重要的在于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意识为海丝特的罪恶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同时又为海丝特提供了救赎的道路。海丝特背离的是处于上帝世界之下的世俗世界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作为终极价值的宗教。这样海丝特最终升华为一个圣洁而崇高的形象,获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